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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H Healthcare主席丹斯里阿兹兰从董事会退休

Date:

特约记者

,

新加坡

照片来自 Pexels 上的 Expect Best

他最初于2009年被任命为百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的代表。

IHH Healthcare宣布主席丹斯里穆罕默德·阿兹兰·本·哈希姆(Tan Sri Mohammed Azlan bin Hashim)从集团董事会退休。

该退用于集团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第14届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上生效。

“该集团在 2023 财年的出色表现——在财务、运营以及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说明了 IHH 的坚实基础和利益相关者的支持,”Hashim 说。

“我毫不怀疑,在Prem博士和董事会领导的管理团队的领导下,IHH将实现其护理的愿望,”Hashim补充道。

Hashim最初于2009年被任命为国库控股在百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的代表,并担任副主席和主席超过13年。

与此同时,集团宣布已于4月26日派发每股普通股5.5仙的末期现金股息。

此外,该集团已将出售IMU的收益的100%作为特别股息支付,将23财年派发的股息总额增加到每股18.6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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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韩国贸易部长:中国-韩国贸易关系解读

2024年5月,中国、韩国和日本三国举行了一次三边会议,达成了提升三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协议。此外,中韩双边会议也达成了一项协议,通过多个现有和新渠道“振兴”贸易与投资。这些声明的背后是什么?它们可能带来哪些影响?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前韩国贸易部长、现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尹汉久(Yeo Han-koo)。 问:三边贸易谈判自2012年启动以来,已经进行了16轮。您能否介绍一下谈判取得了哪些成果,以及未来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尹汉久:三边贸易谈判的进展缓慢,部分原因是在同一时期内,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CPTPP)等谈判进展较快,三国优先完成了这些谈判。 在三边贸易谈判方面,由于三国的产业结构相似,竞争性增强而非互补性,导致三国在谈判模式上难以找到共同点,这需要时间。 问:上一次三边贸易谈判是在2019年进行的。现在是什么促使这些贸易谈判重启的?考虑到三国的产业结构竞争性增强以及中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而美日韩是盟友——此时重启谈判的时机有些令人意外。三国中哪一方最积极推动这些谈判? 尹汉久:自2019年上次会晤以来,地缘政治变化、供应链中断、贸易多样化和经济安全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不用说疫情的影响了。 这些变化带来了新的动态,促使这三个独特的邻国在五年来首次走到了一起。经历了多年的动荡,他们的利益再次趋于一致。中国不能孤立于其周边的两个主要经济体之外;而韩国和日本在北朝鲜继续核武化和挑衅的情况下,也不能使其安全和经济关系不稳定。 问:所以三方都有意愿重启贸易谈判。您认为我们很快会看到这些三边谈判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还是这更多是一次政治性的团结表演? 尹汉久:如果能实现,三边自由贸易协定将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需要在当前艰难的贸易环境中谨慎地重新校准。对于市场准入谈判而言,采取更长期的视角可能会更明智。三国的市场准入首次通过2022年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连接在一起,尽管由于各自的敏感性,其水平较为温和。三国之间已经达成共识,如果尝试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目标应是RCEP+,在市场准入、纪律和标准方面超过RCEP的野心。 然而,如我之前提到的,三国在制造业导向的出口产业结构中变得更加竞争,而非互补,尤其是当中国的过剩产能和廉价出口成为日韩的主要风险时,找到三国之间的妥协点将是一项挑战。 另一方面,三国之间可能在去碳化和供应链稳定性方面立即展开合作。 在去碳化方面,三国可以携手加速去碳化,例如在可再生能源和低碳技术方面合作,开发区域碳市场和氢能供应链,以使三国都受益。总之,三国占全球制造业的近40%。这些供应链的重大中断不仅会对三国造成严重影响,也会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造成冲击。 问:至于中韩关系,在5月26日李强总理与尹总统会晤时,他们强调利用包括双边投资合作委员会、出口管制对话机制、双边供应链热线和供应链合作协调委员会在内的现有沟通机制。您如何看待这些机制的运作?您预计这些机制会讨论哪些问题? 尹汉久:对于韩国和中国来说,保持沟通渠道以讨论其几十年来经济相互关联所产生的任何问题是重要的,但普遍认为,这些机制在最需要时未能达到预期。 两国面临着复杂的经济安全环境背景,包括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限制,同时仍然需要维持贸易、投资和供应链的稳定。至少两国可以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通过管理下行风险和维持供应链的稳定来找到新的平衡,无论是半导体、电池还是关键矿产资源。 问:在同一次会议上,中韩领导人同意重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旨在进一步开放市场准入,特别是在服务和投资领域。您认为他们会很快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吗? 尹汉久:当韩国部署萨德导弹以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时,中国进行了经济报复,集中在旅游业和文化出口禁令上,特别是在2017年。在宣布重启中韩第二阶段谈判时,重点放在了旅游、文化和其他服务市场上,正是中国经济报复的目标领域。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服务谈判将成为中国重建信任和未来贸易投资关系弹性的试金石。 问:您提到中国方面的问题。至于韩国,韩国如何看待其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国家安全影响?这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会影响首尔对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等措施的态度,类似于美国和其他国家为经济安全原因采取的行动? 尹汉久:地缘政治与贸易、投资和供应链韧性密切相关。我们必须在这个经济安全动荡的时代中航行。 例如,半导体供应链由美国主导,而电动汽车、电池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由中国主导。韩国是这些行业的主要参与者。美国已对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实施了全面的出口管制措施,中国则通过对关键矿产和电池技术实施出口管制进行回应。作为中间方的日韩两国在这些供应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直接受到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 虽然各方可能在供应链利益和优先事项上有所不同,无论是半导体还是关键矿产资源,但它们在管理下行风险、预防重大中断的重演、限制对彼此的胁迫性行动以及维持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也是三国以及美国利益一致的地方。 问:您提到了供应链,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往往会导致贸易和投资限制,这可能会削弱双边或多边贸易谈判的进展。韩国如何在经济安全与进一步对华贸易开放这两个优先事项之间取得平衡? 尹汉久:在保持经济活力和创新的同时,适当应对正当的国家安全关切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面临朝鲜核威胁的韩国来说。过度安全化经济可能会扼杀经济活力和创新。但忽视正当的安全目标可能会使供应链和敏感技术面临严重风险。这虽说容易做起来难,但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却是必要的。 因此,对三国以及美国而言,建立沟通渠道、咨询和解决机制以应对任何紧急情况将是互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