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科技公司在第三季度将 AI 支出提高了 81%

相信许多人印象中的雷军，是曾经的金山CEO，是天使投资人，是小米科技的创始人，是被人们调侃的“雷布斯”。但很少人了解到雷军是个学霸，知道他创业背后的故事。 如今的小米已经在港交所成功上市，市值达1000亿美元，他究竟是怎样成功创立小米这个继阿里、腾讯、百度之后的第四大互联网科技公司的？ 1969年，雷军出生在湖北省仙桃市的一个普通家庭。因为父母都是教师，对雷军的教育也是十分看重的，致力于让他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而雷军也不负众望，他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在班级名列前茅。1984年考入了湖北省的仙桃中学的前身——沔阳中学，一直以自律著称的雷军，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清晰的规划。 1987年，18岁的雷军顺利从仙桃中学毕业，进入了武汉大学的计算机专业继续读书深造。 考入武大以雷军的高考成绩，本可以去往清华北大的其中任意一所，但他觉得还是追求稳妥比较好，性格使然，雷军最终选择留在了武大学习。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雷军就是因为对计算机的喜爱，才报考了这个专业。 当他进入大学正式开始上课后，发现计算机确实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雷军除了平时去教室上专业课之外，其他时间就呆在学校的计算机实验室。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候的互联网还处于一个刚刚起步的状态，就算是武汉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电脑的数量还是供不应求，雷军为了能有更多的实操机会，只好每天在机房里守着一台电脑写程序。 有的时候也会发生抢不到电脑的情况，那么雷军就会在旁观看学习，如果有人遇到不懂的问题向他寻求帮助，他也会毫不犹豫为他人解答。 大学四年里为了更好的专注学习，雷军甚至比高中时期还要注重于时间的规划，他牺牲了午睡时间，只为在机房或者图书馆多学习一会，多弄懂一个问题。 就是凭借着这样自律的态度，雷军只用了两年时间就修完了所有的学分，提前达到了毕业的标准，每年的奖学金评定名额里毫无疑问会有雷军的名字。 在剩下的大学两年里，雷军就根据市场行情，学着自己编写程序，很快他就成功编写出了第一套程序，并以50元成功交易，这也是雷军获得的第一桶金，虽然不多，但还是继续鞭策着他努力。 大四的时候，雷军与三两好友一拍即合，创办了一所主打仿制金山汉卡的公司，无奈由于经验不足，很快，三色公司就宣告解散。 1991年，雷军从武汉大学顺利毕业。但他并没有选择留在武汉工作，而是去了北京。 雷军刚开始在北京的工作岗位并不是从事互联网产品研发的工作，而是一个地方较为偏僻的研究所，与他的专业并不是很符合。 虽然工资待遇不错，但雷军总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为了追求更高的目标，获得更先进的行业信息，来到了大佬聚集地——北京中关村。也是在这个地方，他遇到了金山软件的创始人求伯君。 加入金山那是11月4日的下午，因为雷军听说有一个计算机的展览活动正在举办就来到了这个地方，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计算机展览会上商业大佬云集，雷军与求伯君相谈甚欢。 随后，雷军就在求伯君的邀请下加入了金山软件公司。那时候的金山才刚崭露头角，22岁的雷军也仅仅是金山公司的第六名员工。 但是由于他出色的能力和对时间的有效支配力，成为了大家眼中的“中关村劳模”，大家比较熟悉的办公软件WPS的开发应用也有雷军的参与，于是没过多久雷军就升了职，在公司有了更高的职位。 在其他的互联网大佬如马化腾、李彦宏还在社会底层打拼的时候，29岁的雷军已经积攒了一定的经验和能力。 2002年，雷军以7500美元成功出售了自己创办的卓越网，在中国富豪榜上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了亿万富翁。 在这一行业中要想获得成功，除了有闯劲，还需要有经验。 在产品的开发过程中，最大的难题就是以微软公司为首的竞争与压制和盗版的销售困境，因此在2000年到2007年这七年时光里，雷军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破局的方法，加班到深夜对他来说是常有的事。 几经起落，金山公司终于迎来了香港联交所的挂牌，但最终成交额还是差强人意，因为互联网新秀如雨后春笋般都想要在市场分一杯羹，竞争非常大，对金山这种老牌公司自然是很不友好的。 在金山公司的16年里，雷军一步步从开发部经理到总经理再到总裁，带领公司成员顺利完成了公司的转型、上市工作。 可以说，38岁的雷军已经是一个成功人士了。但他仍然感到不满足，甚至是一度地怀疑自己，成名虽早，但没有达到一定预期的成功。于是，他做出了离开金山的决定。 离开金山，创办小米之后，雷军成为了一名天使投资人，投资了不同领域的三十多家公司，并且有着不错的收益。 在这段时间，雷军也在思考着接下来的路应该怎样走，可以说这是一个缓冲期。 2008年，他在个人博客上曾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就有谈到过关于他对未来互联网产业的思考。随着智能手机时代的来临，雷军也想要创立出自己的智能手机公司。 2010年4月，雷军与原金山词霸总经理黎万强等志同道合的六人联合成立了小米科技有限公司，并与第二年正式公布属于他们的小米品牌手机。 如今的小米科技公司除了有小米系列，还有红米系列，甚至衍生出各种科技产品，如小米平板、笔记本、电视、路由器、扫地机器人。 雷军一直坚持“专注、极致、口碑、快”的七字箴言，他认为最好的营销离不开产品质量的保证，小米公司的发展理念就是尽力做到每一个米粉满意。 公司成立以来，大到产品研发，小到宣传图片，雷军都是亲力亲为。尽管每次新品发布会上，总有人会调侃雷军的不太流畅的普通话，甚至把他有一次说的英语“Are you ok”剪辑成了鬼畜视频，但无可否认的是雷军的负责任的态度。 如今的小米科技公司自2012年，全年销量719万台手机，2013年融资市值超过100亿美元，2017年净利润达53.6亿元以来。 小米上市在2018年5月3日这一天，小米公司正式提交了上市申请，市值达到了1000亿美金，雷军的身价也持续暴涨。 虽然在小米公司发展过程中，有遇到一些危机，但在雷军的带领下被一一化解。 雷军给创业者的忠告就是干自己喜欢的事。小米成功的模式不可复制，但我们可以参考。雷军身上的那一股认真劲肯定会带着小米越办越好。

Tan Chorh Chuan博士是新加坡备受尊敬的医学科学家和教育家，以其在医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领域的杰出贡献而广受赞誉。他的学术生涯充满了创新和领导力，对新加坡医疗体系和教育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深入探讨Tan Chorh Chuan博士的生平、学术成就以及他在医学科学和教育领域的重要贡献。 早年生活与教育 Tan Chorh Chuan博士生于新加坡，自幼就展现出对医学和科学的浓厚兴趣。他在新加坡攻读医学学士学位，并在研究生阶段选择了医学研究作为专业。他的早期教育为他未来的科研和医疗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医学研究与成就 Tan Chorh...

民以食为天，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各种电商产品应运而出，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吃得好才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除去包装，人们更多的是对味道的回忆。 作为后起之秀的绝味鸭脖，仅用了十年的时间就成功上市，成为卤味行业的一匹黑马，作为绝味鸭脖的创始人戴文军，身价也飙升到几百个亿。 1968年，戴文军出生在武汉，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成绩优异的他毕业于长江商学院，主攻经济管理学。 毕业之后在长沙一家药企公司担任市场经理。当时周黑鸭在武汉盛行，作为武汉人，每次回家都会给同事们带一些鸭脖子。 同事们都觉得这个鸭脖子非常好吃，而且味道也非常独特，再加上戴文军本身也非常喜欢吃鸭脖子。 辞职创业在长沙市场考察一番发现，长沙市场根本没有一家正宗的卤味店，本身有经商头脑的他，一下子看到了商机。于是回家和妻子商量之后，决定辞职创业。 可是作为一个门外汉，要想开一家卤味店，是何其的难，但是这都不是问题，当一个人下定决心去做一件事情时，他会选择义无反顾地完成。 作为高材生的他，相比周黑鸭的创始人，他更像是一个商人，辞职之后，他回到武汉，在武汉市场进行考察一番。 他发现要想成功，必须先得给别人打工，要打入别人内部，了解这个行业是如何运行的？核心的内容是什么？ 于是他便去了武汉一家卤味店打工，说明自己的来意之后，愿意不要工资帮助店主卖卤味，只要他们教他卤味的方法，但是卤味店的老板怕被骗就拒绝了，一连去了很多家店最后都被拒绝了，但是戴文军没有放弃。 当时武汉的周黑鸭比较出名，于是他决定到周黑鸭的门店去试一试，幸运的是，他通过了面试，成功入职。 在这里，他勤勤恳恳，认真工作，熟悉周黑鸭的每一步加工和营销过程。但是通过一段工作之后，对于周黑鸭的配方和卤味的技巧并没有掌握。 为了了解制作过程，他主动申请去后勤帮忙，把自己学到的配方用心记录下来，然后回到家里开始研究，自己配料，卤味。 经过自己不断地专研，改良。终于研制出属于自己的卤味，但是有了这个配方还不够，还要学习卤味产品的生产链是如何运行的。 要想进入一家工厂学习不是那么容易的，毕竟这是人家的核心地方，他叫上自己的哥哥，打通门卫关系，偷偷潜入工厂，以运营商的身份去了解产品是如何生产，加工的。 等回到家中，细细研究别人的长处，对于短板处，自己想出解决的方案，整理出属于自己的东西。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戴文军不仅从制作卤味上有自己的配方，同时在生产链上也整理出属于自己的东西。他觉得自己可以开始创业了。 “绝味鸭脖”2005年，戴文军回到了长沙，开了第一家门店，取名“绝味鸭脖”，为了能够快速打开市场，他刚开始摆摊的时候，降低价格出售自己的鸭子，并且免费试尝。 由于鸭子的味道独特，香鲜麻辣，而且辣到骨头里，对于本身爱吃辣的长沙人来说，这个味道正是绝美。 于是受到长沙人的欢迎，门店一开张，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而且回头客也很多，每天都是爆满。 很快，戴文军在长沙各个地区开了门店，绝味鸭脖一下子遍布整个长沙市，受到长沙市民的喜爱。 戴文军的目标不仅于此，跟周黑鸭不同的是，戴文军不在乎产品的味道如何，更在乎产品能够普市。 扩大市场为了能够让所有人记住这个牌子，很快他就注册了商标，产品不仅仅是以鸭脖子为主，而是开发一系列的绝味食品，并且开始进行大量的广告投入。 从公交车，电梯到电视，都能够看到绝味的广告，甚至不惜砸重金，在湖南电视台进行广告营销，为了让所有人记住绝味鸭脖，开始大力推行加盟。 而且加盟的门槛非常低，只需要2万元的加盟费，并且还提供统一的装修，设备和原材料，这样的低门槛，让绝味鸭脖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 从2014开始，每年以超过1000家加盟店的速度增长，为了保障加盟商的运营需要，绝味食品在全国各地开办了20多家加工厂，还创立了一所管理学院，主要目的培养核心加盟商，提高加盟商素质。 同时，戴文军的绝味鸭脖一直没有涨价反而降价，在许多原材料都在上涨的情况下，绝味鸭脖作为绝味食品的主导产品从未涨过价。 用戴文军的话说，我是靠鸭脖起家的，我要对得起一直信任我的消费者。 或许有人会问，加盟门槛低，绝味靠什么赚取利润的，这与戴文军的营销手段有很大关系，通过低门槛扩大源头产品的销售，占领市场这才是绝味成功的原因之一。 戴文军从创业到确立企业未来的发展模式，很早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规范，而且很清楚自己将来必然要走加盟模式。 相比于周黑鸭，以直营的方式发展，戴文军的模式更快人一步，更快一步抢占市场。 正式上市2017年绝味鸭脖正式上市，随之而来的是绝味的年盈利达到了上百个亿，戴文军的身价也随着上涨。 但他的梦想不仅于此，2019年绝味鸭脖的加盟店已经突破1万多家，无论是在一二线市场上，还是在普通的乡镇上，都能够看到绝味的身影，它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出现。 戴文军为了保障食品的安全性，配送的时间性，包括产品的冷冻链。戴文军都是严格把控，并且确定每一个重要城市都会有绝味的加工厂。 如今绝味企业的员工也有两千多名。戴文军在注重管理的同时，更加注重企业文化，每年都会派送优秀的人才去大学学习管理经验和食品知识。 线上营销随着网络的兴起，绝味鸭脖也紧着时代的潮流，不仅店面的生意做得非常红火的，加盟店也是一茬接一茬，绝味鸭脖进驻京东以及天猫等平台，线下线上同时进行营销，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相比于周黑鸭，绝味鸭脖的成功，可以说是一个传奇，周黑鸭是一个已经在市场摸爬滚打几十年的牌子，要想以绝对的优势去打败它，绝非是容易的事情。 更何况戴文军还是只是一个门外汉，什么都不懂，仅仅用了十三的时间，成为食品界的巨头。 除了优秀的产品之外更需要的是良好的营销手段，戴文军的成功正是运用他聪慧的大脑，一路规划着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是一种成功！

2024年5月，中国、韩国和日本三国举行了一次三边会议，达成了提升三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协议。此外，中韩双边会议也达成了一项协议，通过多个现有和新渠道“振兴”贸易与投资。这些声明的背后是什么？它们可能带来哪些影响？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前韩国贸易部长、现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尹汉久（Yeo Han-koo）。 问：三边贸易谈判自2012年启动以来，已经进行了16轮。您能否介绍一下谈判取得了哪些成果，以及未来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尹汉久：三边贸易谈判的进展缓慢，部分原因是在同一时期内，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CPTPP）等谈判进展较快，三国优先完成了这些谈判。 在三边贸易谈判方面，由于三国的产业结构相似，竞争性增强而非互补性，导致三国在谈判模式上难以找到共同点，这需要时间。 问：上一次三边贸易谈判是在2019年进行的。现在是什么促使这些贸易谈判重启的？考虑到三国的产业结构竞争性增强以及中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而美日韩是盟友——此时重启谈判的时机有些令人意外。三国中哪一方最积极推动这些谈判？ 尹汉久：自2019年上次会晤以来，地缘政治变化、供应链中断、贸易多样化和经济安全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不用说疫情的影响了。 这些变化带来了新的动态，促使这三个独特的邻国在五年来首次走到了一起。经历了多年的动荡，他们的利益再次趋于一致。中国不能孤立于其周边的两个主要经济体之外；而韩国和日本在北朝鲜继续核武化和挑衅的情况下，也不能使其安全和经济关系不稳定。 问：所以三方都有意愿重启贸易谈判。您认为我们很快会看到这些三边谈判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还是这更多是一次政治性的团结表演？ 尹汉久：如果能实现，三边自由贸易协定将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需要在当前艰难的贸易环境中谨慎地重新校准。对于市场准入谈判而言，采取更长期的视角可能会更明智。三国的市场准入首次通过2022年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连接在一起，尽管由于各自的敏感性，其水平较为温和。三国之间已经达成共识，如果尝试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目标应是RCEP+，在市场准入、纪律和标准方面超过RCEP的野心。 然而，如我之前提到的，三国在制造业导向的出口产业结构中变得更加竞争，而非互补，尤其是当中国的过剩产能和廉价出口成为日韩的主要风险时，找到三国之间的妥协点将是一项挑战。 另一方面，三国之间可能在去碳化和供应链稳定性方面立即展开合作。 在去碳化方面，三国可以携手加速去碳化，例如在可再生能源和低碳技术方面合作，开发区域碳市场和氢能供应链，以使三国都受益。总之，三国占全球制造业的近40%。这些供应链的重大中断不仅会对三国造成严重影响，也会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造成冲击。 问：至于中韩关系，在5月26日李强总理与尹总统会晤时，他们强调利用包括双边投资合作委员会、出口管制对话机制、双边供应链热线和供应链合作协调委员会在内的现有沟通机制。您如何看待这些机制的运作？您预计这些机制会讨论哪些问题？ 尹汉久：对于韩国和中国来说，保持沟通渠道以讨论其几十年来经济相互关联所产生的任何问题是重要的，但普遍认为，这些机制在最需要时未能达到预期。 两国面临着复杂的经济安全环境背景，包括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限制，同时仍然需要维持贸易、投资和供应链的稳定。至少两国可以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通过管理下行风险和维持供应链的稳定来找到新的平衡，无论是半导体、电池还是关键矿产资源。 问：在同一次会议上，中韩领导人同意重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旨在进一步开放市场准入，特别是在服务和投资领域。您认为他们会很快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吗？ 尹汉久：当韩国部署萨德导弹以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时，中国进行了经济报复，集中在旅游业和文化出口禁令上，特别是在2017年。在宣布重启中韩第二阶段谈判时，重点放在了旅游、文化和其他服务市场上，正是中国经济报复的目标领域。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服务谈判将成为中国重建信任和未来贸易投资关系弹性的试金石。 问：您提到中国方面的问题。至于韩国，韩国如何看待其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国家安全影响？这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会影响首尔对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等措施的态度，类似于美国和其他国家为经济安全原因采取的行动？ 尹汉久：地缘政治与贸易、投资和供应链韧性密切相关。我们必须在这个经济安全动荡的时代中航行。 例如，半导体供应链由美国主导，而电动汽车、电池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由中国主导。韩国是这些行业的主要参与者。美国已对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实施了全面的出口管制措施，中国则通过对关键矿产和电池技术实施出口管制进行回应。作为中间方的日韩两国在这些供应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直接受到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 虽然各方可能在供应链利益和优先事项上有所不同，无论是半导体还是关键矿产资源，但它们在管理下行风险、预防重大中断的重演、限制对彼此的胁迫性行动以及维持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也是三国以及美国利益一致的地方。 问：您提到了供应链，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往往会导致贸易和投资限制，这可能会削弱双边或多边贸易谈判的进展。韩国如何在经济安全与进一步对华贸易开放这两个优先事项之间取得平衡？ 尹汉久：在保持经济活力和创新的同时，适当应对正当的国家安全关切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面临朝鲜核威胁的韩国来说。过度安全化经济可能会扼杀经济活力和创新。但忽视正当的安全目标可能会使供应链和敏感技术面临严重风险。这虽说容易做起来难，但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却是必要的。 因此，对三国以及美国而言，建立沟通渠道、咨询和解决机制以应对任何紧急情况将是互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