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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些重要的专业里程碑，Associated Engineers, Limited (AEL)首席执行官李瑞德（Barry Lee）继续努力实现将他的领导力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的目标。 编辑搜图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18字） Barry Lee在执行一项任务。不止一个，准确地说。带着他所谓的“圣经”，联合工程师有限公司（AEL）的首席执行官正在寻求出类拔萃。 工程部门的一些人会认为他已经实现了目标。他们很可能是对的。毕竟，除了在2023年当选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外，他在掌舵的四年里成功地监督了AEL的显著增长。 但对于李本人来说，他还没有实现成为真正“伟大领袖”的雄心壮志。 他非常珍视的上述圣经是由美国管理大师吉姆·柯林斯撰写的出版物，他是畅销书《为最后而建》的作者。在他的后续作品《从好到好》中，柯林斯描绘了从一个好领导者到一个伟大的领导者的旅程。 编辑搜图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18字） “首要任务是你管理的人的福利。” 对于许多高管来说，善意就足够了。但这对Lee来说根本行不通，他在担任AEL之前，在香港与另一家领先的电气和机械承包商工作了26年。 “这已经是我的圣经好几年了，”他透露，他向《亚洲人物》展示了这本书的副本，这本书已经成为他的指路明灯。 “它讲述了如何将自己从一个好的领导者转变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有五个级别。第四级是一个好的领导者。但上面的级别，第五级，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这就是我的目标——我想成为一名伟大的领导者。” 获得这种崇高地位所必需的属性之一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压力锅工作环境中，它经常被忽视，在那里，领导者通常仅根据财务业绩来评判。这种品质将员工福利放在首位。 一个和谐的团队 他解释说，Lee在2019年加入AEL时的任务是“重建公司”，当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时，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 但疫情未能阻止该公司在李的管理下建立的轨迹。随着订单接收和营业额的增长——自2020年以来大幅增长——扩大劳动力的需求变得显而易见。AEL的生产力也显著提高。 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这就是吉姆·柯林斯的影响力所在——他的重点不仅仅是赢得合同和实现营业额增长，尽管这些指标至关重要。与这些商业当务之急并驾齐驱，一直致力于创造一种鼓励和培养集体团队精神的快乐文化。 圣诞节前新装修的办公室的揭幕符合这一雄心壮志，管理层相信它将重新定义工作环境，将其定义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工作场所，促进更大的协作。 “香港不仅劳动力短缺，而且专业知识也短缺。因此，一旦你设法招募了合适的人选，留住员工是非常重要的。为了竞争，为了吸引员工并留住他们，你需要创造优势。我认为我们的优势是培养和培养一种快乐的文化，”Lee说。 “吉姆·柯林斯提到的技巧之一是，当你领导一个团队时，首要任务是你管理的人的福利。我绝对相信这是真的。像对待亲戚一样对待你的员工，就像对待兄弟姐妹一样。如果你这样做，他们会善待公司，并尽其所能做出贡献。” 编辑搜图 “我们的优势是培养和培养一种快乐的文化。” 为了说明这种方法，AEL引入了灵活的工作时间，包括开始和结束时间，甚至午休时间，旨在满足劳动力的需求。该公司还每年为员工和一名家庭成员提供短期休息时间，最近有140名员工及其亲属飞往澳门过夜。 “过去，该公司在大约10或15名员工身上花费了一笔钱。问题是，你最终有10到15名员工，他们很高兴，而其他人都很沮丧，”Lee说。 “这不会创造一种快乐的文化。你可以以其他方式奖励卓越的表现，也许是奖金，但对于一次旅行，你需要平等。无论谁想来，我们都会给他们找个座位。” 建立这种集体团队精神的其他活动包括偶尔的乡村自行车之旅和电影之夜，而该公司去年甚至举办了捕虾比赛。 为了与一线员工保持密切联系，李保持了每季度与研究生工程师逐一会面的习惯，以欣赏他们的培训进展，并在需要时向他们提供建议。 战略变化 到达这一点，AEL重新发现了它的魔力，工作人员是运营的前面和中心，没有在公园里散步。没有快速的解决方案，这需要一些李拒绝回避的艰难决定。 该公司成立于1961年，是机场维修设备的专业电气和机械服务提供商，然后将其范围扩大到环境和基础设施工程，以及物流和自动化。 在该公司的悠久历史中，它开创了许多行业第一，包括在香港国际机场设计和供应世界上第一个液压驱动的移动尾翼船坞外壳。 然而，在他到达时，Lee发现一家公司太专注于销售量低的利基市场。这反过来又将间接费用推到了令人无法接受的高水平。他回忆说：“当时，我设定的目标是在五年内将收入翻一番，并提高生产力。” 然而，很明显，一些公司退伍军人无法或不愿意实现李成为多学科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愿景。需要改变。 他说：“我更换了一些领导人，这带来了重大变化。”“领导团队的平均年龄下降到40岁左右。这使得管理层更加活跃，渴望承担风险，并愿意适应变化。” 强大的伙伴关系 AEL近年来的稳步进展部分归功于它与合资企业工程和制造合作伙伴和谐合作的能力。通过这种方法，它赢得了几项重要的工作，Lee认为，鉴于业务规模相对较小，这是必要的战略策略。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与其他行业合作伙伴合作获得了几份可观的合同。我们有一个我们所谓的综合财团。AEL不拥有我们在市场上竞争所需的所有许可证，因此我们需要与其他公司合作，为合同而战，”他说。 “其他公司有执照，但可能没有专业知识或劳动力，所以他们也需要帮助。我们一起拥有一个更强大的团队，使我们能够为这些更大的合同而战。” 编辑搜图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18字） “我们有我们所谓的综合财团。” 在其成功竞标的合同中，包括废木回收设施项目、Y-PARK和香港政府供水部小和湾水处理厂项目，全球水技术提供商Xylem是其主要合作伙伴。 对Lee来说，AEL的旅程一直很有挑战性，但他很在乎。他还与香港工程师学会的领导层兼顾了他的日常工作，以及父亲身份所带来的责任。然而，他对平衡这三个关键角色的潜在困难不屑一顾。 他的策略？“我只是把所有东西都混在一起，”他说。 毫无疑问，混合包括与吉姆·柯林斯一起休息的空间。 ​为了深入了解《亚洲人物》2024年度最具影响力人物的详细报道，我们诚挚邀请您订阅《亚洲人物》杂志。通过订阅，您将获得对这些杰出人物背后故事的全面洞察，以及他们如何在各自领域内产生深远影响的深度分析。 To gain comprehensive insights...

在菲律宾的房地产市场，Jose Antonio的名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作为Century Properties Group公司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是房地产行业的领军人物，致力于为菲律宾提供创新和高质量的住房解决方案。 Jose Antonio出生在一个商业世家，但他并没有满足于家族的事业，而是决定自己打造一个商业帝国。刚开始，他只是一个拥有梦想的年轻人，但凭借他的才智、坚韧和商业直觉，他很快便在房地产市场中崭露头角。 在他的领导下，Century Properties Group从一个小型的地产公司成长为菲律宾乃至东南亚的房地产巨头。公司的项目遍布整个国家，从高档住宅、购物中心到五星级酒店，无不显示出Jose Antonio对创新和卓越的追求。 但是，他的成功并不仅仅基于商业直觉。他明白，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必须提供超越顾客期望的产品和服务。为此，他经常与国际知名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合作，将最新的设计和技术引入到公司的项目中，确保每一个项目都能成为市场上的独特之作。 除了对产品的追求，Jose Antonio还非常重视社会责任。他认为，企业的成功不仅要为股东创造价值，更要对社会和环境负责。因此，他大力推动公司采取绿色建筑和可持续发展的策略，确保公司的每一个项目都对社会和环境友好。 在他的引导下，Century...

还记得那句“先完成一个亿小目标”吗？ 这句出自万达老总王健林的名句曾经“血洗”各大社交媒体，而时隔许久之后在提起这句话，人们才发现这位曾经自带热搜体质，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的前首富已经沉寂许久了。 大众对他最后的记忆似乎定格在了几年前万达经营不善，背下六千亿的外债上。但是短短三年的时间，他就还清了这笔庞大的债务，再次重归富豪榜。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完成人生大目标出生于1954年的王健林是四川人，十六岁就参军的他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军旅生涯之后在1986年专业进入了大连市人民政府任职。 但是仅仅两年的时间，他就放弃了政府官员的身份，带着借来的一百万辞职下海。 从开始创业，他就将目光放在了房地产行业上，幸运的是他赶上了中国房地产发展最好的时代。 从下海创业到1992年正式成立大连万达房地产集团公司，再到以两千亿身价超越李嘉诚成为新的华人首富，前前后后他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一路走来几乎可以用顺风顺水形容。 在万达集团的巅峰时期，全国万达广场两百多个，万达城十余个，还有八十多家的五星级酒店和一千三百多家影院，其个人资产中豪宅古玩等多不胜数，除了国内资产，他在国外还拥有游艇公司、电影公司等各种产业。 2016年时他在富豪榜上的家族财富为两千一百五十亿元，全球排名21位，已经是第三次成为中国首富。 也许是因为儿子王思聪的网红属性太高，连带着王健林也称为有史以来最受关注的首富之一，时不时就会出现在热搜中。 而他在采访中的那一句先实现一个亿小目标的发言更是让他红出了圈，彻底跻身网红企业家。 王健林的成功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他赶上并抓紧了国内房地产发展最好的那些年，之后又涉足了影视产业这一方向。 但是随着房地产的发展逐渐放缓，他也开始对集团的发展重心进行转移，最明显的是他开始向西方国家大量投资。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在海外收购多家公司，其中包括美国的AMC和英国的圣西游艇公司，两者分别耗资二十六亿美元和三点二亿英镑。 虽然他的成功是因为赶上了好的时机，但是王健林的商业眼光也是很好的，因此这些投资如果能够顺利进行，必将带来的巨大收益。 但就在此时，变故出现了，2017年对万达集团和王健林来说是个分水岭，也是极为艰难的一年，上半年还一切顺利，企业运行的红红火火，下半年就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 由于国家对房地产行业进行整治，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银行收紧银根。这对正在大肆扩张的万达集团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史无前例的万达危机由于近些年的扩张行为，万达欠下了银行大笔的贷款，为了融资，他还在国外发行了债券。 林林总总加起来，万达面临着六千亿的债务。而此时，除了对房地产的条款调控之外，国家对海外投资的管理也加强了，投资的项目短时间内都没有办法实现明显的收益。 高额的债务之下，蝉联首富多年的王健林在富豪榜上的排名一路下跌，直至掉出榜单，从辉煌时期的两千多亿一路跌到最低时三百多亿元。 此时，人们几乎已经认定万达的路走到了尽头，破产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就在他彻底跌出富豪榜的第二年，也就是2020年，王健林不仅还清了全部六千多亿的债务，还一路杀回了富豪榜，以一千亿元的身价排名全球第154位，他的这一记回马枪跌破了所有人的眼镜，万达也彻底摆脱了困境，转危为安。 从2017年到2020年，仅仅三年的时间，王健林是怎样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还清了六千亿的巨额债务呢？ 还清负债走了那些路？在还债的这几年里，王健林做了很多事情，首先就是走轻资产道路。 为了降低负债大量出售项目资产，他先是将企业旗下的七十多家五星级酒店打包出售，以两百亿的价格卖给了富力集团。 之后又将文旅项目卖给了融创的孙宏斌，除此之外包其持有人寿的股份、国外买的地、全国各地数十家万达百货等等在内，只要是能卖的全都卖掉了。 而卖掉这些项目为企业换取了大量的流动资金，让万达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得以继续前进。 之后王健林又着手企业的转型，房地产作为重资产项目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回报期长，而万达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这一部分的投资占企业的大头。 在开始商业转型之后，万达开始向轻资产经营的方向发展，不再自己投资建造，而是拿着资方的钱帮助投资人完成商业地产项目的选址和建造，并在建造完成之后派遣物业管理团队入驻。 从重资产向轻资产的转型让企业在项目中仅需技术和经验的投入，不必再背负较高的负债率。 在完成商业地产转型的过程中，万达还对自身的业务范畴进行了调整，最终将企业的发展方向确定为包括电商、金融、文化和商业地产在内的四大产业。 与此同时，随着疫情的威胁逐渐降低，电影市场开始回暖，影视行业的收益也给万达带来了不小的助益。 除了企业内部的转型和发展方向的调整，王健林能够在短时间里就还清全部债务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来自于妻子林宁的支持。 作为林氏集团的当家人，王健林的妻子林宁为了帮助他还债卖掉了自己名下几乎全部的资产，林宁不计代价的支持极大的缓解了王健林的还款压力。 可以说万达和王健林能够有惊无险地度过这次危机最终转危为安，林宁的资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还债的同时，王健林并没有因为自身的债务而忽视公益事业，在2020年的疫情期间，他不仅捐出了一千万元的捐款还对企业旗下地产租客的租金和物业费进行了减免。 真心也好，作秀也罢，捐款和付出是实打实的。也是因为如此，无论是王健林个人还是万达集团，在大众眼中的形象都有了较大的提升，对企业的发展而言，这种美誉度的提升是很有助益的。 从千亿首富到千亿负债，再到重回富豪榜，王健林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作为一名企业家，他不仅拥有独到的商业眼光，更重要的是面临逆境的坚韧和坚持。 毕竟仅仅是六千亿的负债就可以击穿很多人的心理防线，而王健林却始终没有放弃对机会的寻找和创造，最终扭转乾坤，成功翻身。

“蒙牛”企业在国内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行业巨头，相较于品牌的家喻户晓，其创始人的存在却是异常的低调。 这位年届四十才中年创业的大佬是怎样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成为中国的乳制品大王，又是怎样创下了创业四年就上市的商业奇迹？ 儿时贫寒，被父母卖掉相较于大部分白手起家的创业者，牛根生的出身不仅有些苦，还有些传奇，出生于1958年的他在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被亲生父母以五十元的价格卖给了别人家。 养父母的家境并不富裕，养父是个养牛工人，专注于送牛奶几十年，养母没有正式工作，幸运的是虽然家里条件不好，但是养父母对他都很好。 养母对他的教导很严格，还教育他学会分享，经常跟他说“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吃亏是福，占便宜是祸。” 在这样的教育下养成了他豪爽仗义的性格，也赢得了小伙伴的尊重和信任，出身并不好的他也出人意料的是那一代的孩子王，小伙伴都喜欢跟他一起玩，有事的时候也会找他帮忙决断。 1978年，养父去世，20岁的牛根生接了父亲的班，成为牛奶厂的一名养牛工人，几年后，他所在的牛奶厂与另外一家奶厂合并了，他也因此遇到了一个给他的事业带来两次转折的人，郑俊怀。 郑俊怀是个很有商业头脑的人，牛根生很崇拜他，而郑俊怀也很欣赏牛根生的努力和能力。 入职伊利，又被迫出走伊利1993年，伊利成立了，郑俊怀担任董事长，牛根生也成了企业的二把手，全面主持冰淇淋的生产销售工作。 由于从小养成的豪爽仗义的性格，谁家有困难他都伸出援手，员工生病他还跑去带班，一次公司为患癌症病人组织的捐款中，他一个人就捐了一万块。 他主导的冰淇淋产品苦咖啡突破了三亿元的销售额之后，他把公司原本准备奖励给他的好车折成了四辆面包车分给了自己的下属。 卓越的能力加上这桩桩件件的事情，让他在企业中的威望如日中天，甚至超越了郑俊怀。 但也正是因此引起了郑俊怀的不满，再加上两人工作风格的巨大差异，他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昔日的情分也逐渐消磨殆尽。 在1998年的一次董事会上，郑俊怀表示他和牛根生只能留下一个，牛根生就这样离开了奋斗十六年的伊利。 离开了伊利的牛根生选择了去北京大学进修，学习了大量专业的理论知识，再加上自身十几年的实践经验，他很快做好了对未来发展的规划，他卖掉了手中一百多万的伊利股票之后，他创建了蒙牛。 众人支持下，再创业成立蒙牛由于昔日的声望，虽然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公司前途未知，曾经与他共事过的伊利员工纷纷表示想要投靠他，人数高达三百多人，还有很多人借钱也要来支持他创业。 即使牛根生一再地劝说大家新公司刚刚成立，未来的发展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大家伙的热情依然不减。 虽然大家有着高昂的热情，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刚刚建立起来的蒙牛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缺少奶源的致命问题。 当时的伊利已经垄断了呼和浩特市的奶源，牛根生又不愿意与老东家为敌，还制定了非奶站牛奶不收、与伊利收购价格和标准不一致的牛奶不收。 以及凡是伊利等大企业有奶站的地方不建蒙牛奶站的三不原则，这让当时的蒙牛举步维艰，最后还是与哈尔滨的一家乳制品企业合作，靠着东北奶源度过了这一艰难时期。 有了奶源，下一步就是销路，而彼时发展多年的伊利在市场上几乎是一家独大，想要争取到市场并不容易，蒙牛尝试着放低姿态。 在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上摆出了“向伊利学习，为民族工业争气，争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的广告牌，但是还没等人们弄清楚这个忽然冒出来的蒙牛是啥。 广告牌就被砸得面目全非，背后黑手呼之欲出，而蒙牛却选择了忍气吞声，既没有报警也没有流出对伊利的不利言论。 也正因为如此，蒙牛算是因祸得福，大众的同情让舆论一边倒地站在了蒙牛这边，品牌因此有了一定的名气。 之后的牛根生又将目光瞄向了深圳市场，但是当时的深圳发展迅速，也更多地与国际接轨，因此更为认可国外品牌，即使是当时国内乳制品第一的伊利也没能啃下这块硬骨头。 但是牛根生做到了，在对当地市场有了一个充分的了解之后，他采取了一种全新的营销策略，让员工穿着蒙古服装拿着横幅和标语，到各个小区门口免费送奶给居民品尝。 这一营销方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蒙牛迅速在深圳火了起来，而有了深圳这一成功经验的蒙牛，也在此基础上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营销方式，销售业绩连创新高。 从2001到2004四年时间里，蒙牛实现了七亿元到七十二亿元销售收入的十倍跃升，在市场上已经可以与伊利平起平坐。 就在蒙牛风头正盛的时候，牛根生做出了一件跌破众人眼镜的事情，他告诉律师，要把自己的蒙牛股票全部捐出来，下代人不能享用，不能继承，律师目瞪口呆，家人也急了眼。 但是牛根生坚持自己的决定，他认为教育和人品才是留给子女的财富，他希望自己的子女能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财富。 在他的劝说下，家人终于接受了他的决定，于是2004年，老牛基金会正式成立。3年后，49岁的牛根生以累积6.5亿元的捐款位列胡润中国慈善榜榜首。 2008年，五十岁的牛根生决定退休了，早在两年前他就已经开始将手中的职权转移给企业的新任总裁。 但是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将全国的乳制品企业都拉进了这场风暴中，国民对国产乳制品失去了信任，股价直线下跌的蒙牛面临着被国外收购的风险。 退休生活还没有到来，牛根生就又冲上了第一线。也是因为他的人品有目共睹，蒙牛受到了来自各路民族企业家的援助，联想集团的柳传志48小时之内汇来了2亿元，新东方俞敏洪资助了5千万元，江南春也准备了5千万的救济经费。 而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时候，牛根生也义无反顾地做出决定，：“所有未经检测的奶，全部倒掉！奶农的钱照付，一切损失我们承担，不能让奶农受损，也不能让老百姓喝一口不安全的奶！” 这一次事件中，蒙牛倾倒了近3万吨的原奶，再加上产品的召回和退款，企业的总损失高达20亿元，最终在众人的支持和他的坚持下，蒙牛度过了这一劫，没有被外资收购。 这一次的风险中，牛根生可以说是凭借一己之力保住了蒙牛纯正的中国血脉，而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持也让人们了解了什么是得道者多助。 从创业起家到如今的千亿企业，牛根生用他的实际行动将“商”、“德”两个字的内涵和重要性阐述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