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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中国、韩国和日本三国举行了一次三边会议，达成了提升三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协议。此外，中韩双边会议也达成了一项协议，通过多个现有和新渠道“振兴”贸易与投资。这些声明的背后是什么？它们可能带来哪些影响？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前韩国贸易部长、现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尹汉久（Yeo Han-koo）。 问：三边贸易谈判自2012年启动以来，已经进行了16轮。您能否介绍一下谈判取得了哪些成果，以及未来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尹汉久：三边贸易谈判的进展缓慢，部分原因是在同一时期内，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CPTPP）等谈判进展较快，三国优先完成了这些谈判。 在三边贸易谈判方面，由于三国的产业结构相似，竞争性增强而非互补性，导致三国在谈判模式上难以找到共同点，这需要时间。 问：上一次三边贸易谈判是在2019年进行的。现在是什么促使这些贸易谈判重启的？考虑到三国的产业结构竞争性增强以及中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而美日韩是盟友——此时重启谈判的时机有些令人意外。三国中哪一方最积极推动这些谈判？ 尹汉久：自2019年上次会晤以来，地缘政治变化、供应链中断、贸易多样化和经济安全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不用说疫情的影响了。 这些变化带来了新的动态，促使这三个独特的邻国在五年来首次走到了一起。经历了多年的动荡，他们的利益再次趋于一致。中国不能孤立于其周边的两个主要经济体之外；而韩国和日本在北朝鲜继续核武化和挑衅的情况下，也不能使其安全和经济关系不稳定。 问：所以三方都有意愿重启贸易谈判。您认为我们很快会看到这些三边谈判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还是这更多是一次政治性的团结表演？ 尹汉久：如果能实现，三边自由贸易协定将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需要在当前艰难的贸易环境中谨慎地重新校准。对于市场准入谈判而言，采取更长期的视角可能会更明智。三国的市场准入首次通过2022年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连接在一起，尽管由于各自的敏感性，其水平较为温和。三国之间已经达成共识，如果尝试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目标应是RCEP+，在市场准入、纪律和标准方面超过RCEP的野心。 然而，如我之前提到的，三国在制造业导向的出口产业结构中变得更加竞争，而非互补，尤其是当中国的过剩产能和廉价出口成为日韩的主要风险时，找到三国之间的妥协点将是一项挑战。 另一方面，三国之间可能在去碳化和供应链稳定性方面立即展开合作。 在去碳化方面，三国可以携手加速去碳化，例如在可再生能源和低碳技术方面合作，开发区域碳市场和氢能供应链，以使三国都受益。总之，三国占全球制造业的近40%。这些供应链的重大中断不仅会对三国造成严重影响，也会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造成冲击。 问：至于中韩关系，在5月26日李强总理与尹总统会晤时，他们强调利用包括双边投资合作委员会、出口管制对话机制、双边供应链热线和供应链合作协调委员会在内的现有沟通机制。您如何看待这些机制的运作？您预计这些机制会讨论哪些问题？ 尹汉久：对于韩国和中国来说，保持沟通渠道以讨论其几十年来经济相互关联所产生的任何问题是重要的，但普遍认为，这些机制在最需要时未能达到预期。 两国面临着复杂的经济安全环境背景，包括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限制，同时仍然需要维持贸易、投资和供应链的稳定。至少两国可以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通过管理下行风险和维持供应链的稳定来找到新的平衡，无论是半导体、电池还是关键矿产资源。 问：在同一次会议上，中韩领导人同意重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旨在进一步开放市场准入，特别是在服务和投资领域。您认为他们会很快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吗？ 尹汉久：当韩国部署萨德导弹以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时，中国进行了经济报复，集中在旅游业和文化出口禁令上，特别是在2017年。在宣布重启中韩第二阶段谈判时，重点放在了旅游、文化和其他服务市场上，正是中国经济报复的目标领域。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服务谈判将成为中国重建信任和未来贸易投资关系弹性的试金石。 问：您提到中国方面的问题。至于韩国，韩国如何看待其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国家安全影响？这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会影响首尔对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等措施的态度，类似于美国和其他国家为经济安全原因采取的行动？ 尹汉久：地缘政治与贸易、投资和供应链韧性密切相关。我们必须在这个经济安全动荡的时代中航行。 例如，半导体供应链由美国主导，而电动汽车、电池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由中国主导。韩国是这些行业的主要参与者。美国已对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实施了全面的出口管制措施，中国则通过对关键矿产和电池技术实施出口管制进行回应。作为中间方的日韩两国在这些供应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直接受到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 虽然各方可能在供应链利益和优先事项上有所不同，无论是半导体还是关键矿产资源，但它们在管理下行风险、预防重大中断的重演、限制对彼此的胁迫性行动以及维持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也是三国以及美国利益一致的地方。 问：您提到了供应链，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往往会导致贸易和投资限制，这可能会削弱双边或多边贸易谈判的进展。韩国如何在经济安全与进一步对华贸易开放这两个优先事项之间取得平衡？ 尹汉久：在保持经济活力和创新的同时，适当应对正当的国家安全关切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面临朝鲜核威胁的韩国来说。过度安全化经济可能会扼杀经济活力和创新。但忽视正当的安全目标可能会使供应链和敏感技术面临严重风险。这虽说容易做起来难，但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却是必要的。 因此，对三国以及美国而言，建立沟通渠道、咨询和解决机制以应对任何紧急情况将是互利的。

《亚洲人物》杂志每年都会评选出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对亚洲和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今年，我们很荣幸地将台北市长蒋万安列入了这一榜单。 蒋万安，1976年出生于台湾，是台湾政坛的新星。他曾经是一名律师，后来转入政界，担任过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和副秘书长。2018年，他以国民党的候选人身份参加了台北市长选举，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民进党的候选人柯文哲，成为了台北市的第十二任市长。 蒋万安上任后，以务实、创新、包容的理念，推动了台北市的各项发展。他注重改善市民的生活品质，提升城市的环境和交通，加强社会的公平和安全，促进文化和教育的多元和创意，支持科技和经济的创新和竞争力。他还积极与国际社会沟通和合作，提升了台北市的国际影响力和形象。 在2023年的新冠疫情中，蒋万安展现了他的领导力和危机管理能力。他及时采取了有效的防疫措施，保障了市民的健康和安全。他还动员了社会各界的力量，为疫情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了关怀和援助。他还借助科技和媒体，与市民保持了密切的沟通和互动，增强了市民的信心和凝聚力。 蒋万安的表现赢得了市民的广泛支持和赞誉，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肯定。他被认为是台湾政坛的希望和亚洲的楷模。他的理念和行动，为亚洲的城市发展和区域合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亚洲人物》杂志对蒋万安的评价是：“他是一位有远见、有能力、有魅力的领导者，他为台北市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变化，他为亚洲和世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高畑勋（Isao Takahata）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日本动画导演和制片人，以其深刻的情感、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对人性的深刻探索而闻名于世。他与宫崎骏一同创立了吉卜力工作室（Studio Ghibli），成为世界动画界的重要创作者之一。在本文中，我们将深入了解这位动画大师的生平和他在动画领域的杰出贡献。 高畑勋于1935年出生在日本东京，他的早年生活与艺术无关。然而，他在东京大学学习法律时，开始对电影和动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大学时期成立了一个动画研究会，并开始了自己的动画创作。这一时期标志着他的艺术生涯的开始。 高畑勋的职业生涯始于日本国营电视台NHK，他在那里担任了多个动画制作的职务。他的才华很快得到了认可，他参与制作了一系列成功的电视动画节目，为他赢得了动画界的尊敬。 然而，高畑勋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与宫崎骏一同创立了吉卜力工作室（Studio Ghibli）。吉卜力工作室成为日本动画的代表性公司之一，以其高质量的动画制作和深刻的叙事而著称。高畑勋的导演生涯在吉卜力工作室迎来了巅峰。 他的代表作之一是1988年的动画电影《火垂るの墓》（Grave of the Fireflies），这部电影讲述了二战末期日本的战争孤儿故事，以其深刻的情感和反战主题而广受赞誉。这部作品被誉为日本动画的杰作，深刻触及了观众的心灵。 高畑勋的导演风格以其细腻的叙事和深刻的人物刻画而著称。他的动画作品常常探讨人性、家庭关系和社会问题，引发观众对生活和人类情感的深刻思考。他的作品充满了温暖和真实感，深受观众的喜爱。 除了动画导演，高畑勋还是一位杰出的制片人和编剧。他在吉卜力工作室的成功不仅归功于他的导演才华，还归功于他对动画制作的执着追求和创新精神。他的作品多次入选国际电影节，赢得了世界各地观众的关注与喜爱。 高畑勋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动画领域，还扩展到文化和艺术领域。他的作品深刻触及了人类情感和社会问题的主题，为观众提供了思考和启发。他的动画作品将继续激发着新一代动画创作者和观众，为动画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高畑勋是日本动画界的大师，以其深刻的情感、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对人性的深刻探索而著称。他的作品深受国际观众的喜爱，成为世界动画界的重要创作者之一。他的动画传承将继续激发着动画创作者和观众，为动画领域带来了无限的创新与魅力。

近日，作为环保科技领域的先锋，安大力荣获了【亚洲人物】亚洲科技创新先锋奖，这一殊荣不仅肯定了他在环保科技领域做出的诸多突出贡献，而且鼓励了更多环境科技人员勇于创新、大胆突破，共同为环境保护献力。 安大力，沈阳环境科学研究院工程师，1998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工业分析专业，在东北大学的学习生涯中，他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培养了不断探索和创新的思维意识。毕业后，安大力便投身于环保科技的事业中。自2004年起，安大力在环保科技领域屡创佳绩，近些年其研发的“危险废物填埋场生态风险评估修复管理系统”、“防爆型粉尘采样器”、“带清洁功能的顶空进样器及河道底泥取样检测装置”等成果，彰显了我国在环境保护技术上的创新实力，为推动环境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早年研发显锋芒：筑生态安全防线 为提升危险废物填埋场的运营效率与生态安全，2012年安大力成功研发了“生态风险评估与修复管理系统”。该系统针对填埋场特性，动态识别污染暴露途径，精准调整评估参数，确保管理高效且灵活。通过该系统的部署与应用，危险废物填埋场对周边自然环境的保护屏障作用得到了显著提升，有效降低了潜在生态风险向外界扩散的风险，危险废物处理过程更具有安全性与合规性，为构建绿色、可持续的废物管理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此项研发成果标志着我国在危险废物管理领域的技术创新迈出了重要一步，对于推动环境保护事业的深入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正是采纳了安大力先生研发的“生态风险评估与修复管理系统”之后，得以在污染场地治理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该系统作为关键技术萌芽，直接促成了南土所后续深入研发并成功推出“污染场地健康与环境风险评估软件”，这一软件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在污染地块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这项软件填补了国内行业空白，相比英美同类软件，其稳定性更高，功能更全面，界面排版更合理，操作也更加便利。 近年研发硕果：环保技术创新引领者 2020年，安大力研发的“防爆型粉尘采样器”和“一种带清洁功能的顶空进样器”专利获批。“防爆型粉尘采样器”能够高效、准确地采集工作环境中可能存在的有害粉尘样本，为职业健康防护与环境污染监测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一种带清洁功能的顶空进样器”是分析化学领域的一项创新突破，它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样品处理的自动化程度，对于提高环境污染物检测的精度与效率具有重要意义。这项专利并不仅仅局限于自身运用，“一种纸张的VOCs溶剂残留检测方法”和“一种痕量污染清理设备及其清理的方法”两项发明都引用了安大力的这项专利。其中，“一种纸张的VOCs溶剂残留检测方法”在提高VOCs样品的精细化检测水平的同时，减少了检测仪器附着污染的影响，在减少检测仪器的污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州传澈特种材料有限公司也借鉴了安大力的这项专利，发明了“一种痕量污染清理设备及其清理的方法”，该发明创新性地运用了毛细力原理，清洗液在样本引入区域自然挥发后，能够自动进行连续进样与清洗流程，全程无需人工干预或拆解清洗部件进行物理擦拭，显著提升了清洁效率。 2021年，安大力参与研发的“一种河道底泥取样检测装置”又获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许可。这款新型河道底泥取样检测装置以其结构设计精巧、操作流程简便著称，尤其适用于对少量底泥样本的快速精准采集。该装置的成功研发，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在河道治理和水质监测过程中，针对底泥这一关键环境要素取样难度大、效率低下的技术瓶颈。其创新之处在于，通过优化取样机制与检测流程，实现了在不破坏水体生态平衡的前提下，高效完成底泥样本的收集与分析工作，为后续的污染评估与治理策略制定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持。 环保科技双翼齐飞，承诺铸就绿色篇章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已提及的显著成就外，安大力在环境科技领域的贡献远不止步。其代表性作品如“SC-系列多功能水质采样器”，凭借其先进的采样技术与广泛的应用场景，在环境监测领域树立了新的标杆；而他设计的医疗废物清洗消毒装备，更是以高效、安全、环保的性能，为医疗废弃物处理难题提供了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展现了其跨学科融合与综合应用能力的卓越。综上所述，安大力在环保科技领域的贡献是多维度、深层次的，其影响力将持续推动环保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针对环保科技行业的蓬勃发展态势，安大力郑重宣示，他将持之以恒地深耕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创新前沿，致力于攻克更多复杂的环境难题，为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不可磨灭的力量。《亚洲人物》主办方表示，正是他在环境评估修复领域取得的多项突破以及推广的价值，使他在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荣获本年度《亚洲人物》亚洲科技创新先锋奖这一奖项。安大力是激励更多年轻一代投身环保科技事业的灯塔，引领他们携手并进的一个重要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