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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马锡支持的 Temus 收购数字服务机构,并将业务拓展至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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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Temus 的第二次收购——它去年收购了软件开发初创公司 Dream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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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千亿出行“巨头”滴滴:半年亏损306亿,上市156天后程维黯然离场

它曾是国内网约车市场中的领头羊,它打破了传统的出租车对于出行的垄断地位,挣得盆满钵满,却因为不断发生的社会事件引人瞩目。 2021年时,已经成功在美国上市的滴滴公司又因涉及违法问题于年底正式退市,从此落得一地鸡毛,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小桔科技滴滴的诞生完全出于一次偶然,80后的江西人程维是滴滴出行的创始人,那是在2012年年初的一个夜晚,程维刚刚加班结束,已经很晚了。 他只能选择打车回家,然而车辆稀少,他站在路边等了特别久,才终于打到了一辆车,那时候他就在想,如果能够利用周围闲置的私家车,成立一个可以在网上就进行预约的车队,这样便可以提高效率,节省下不少时间。 有了想法之后的程维脑子一热,过了一段时间后便辞了职,与自己的几个小伙伴开始了创业之路,创立了滴滴出行的前身——小桔科技。 并且这家公司主打的项目就是滴滴打车”,当时的程维一定不会想到,有朝一日“滴滴打车”会火爆全国。 “滴滴打车”要想正式上线,第一步便需要找到出租车公司,双方展开合作才能实现。 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天,程维跑东跑西,一个月跑了上百家的公司,都没能说服任何一家出租车公司,创业的路就是这样布满荆棘的。 一个月后,一家北京的小公司终于答应了程维的合作,2012年的9月份,“滴滴打车”正式开始上线。 “滴滴打车”2013年,在程维的极力推广下,“滴滴打车”发展得十分顺利,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出租车陆陆续续都安装了“滴滴打车”,公司规模不断的增长,也吸引到了融资。 而最让程维受启发的还是腾讯集团对他的投资,因为他正在发愁如何将“滴滴打车”推送给更广大的用户,而腾讯集团作为投资方,给了程维非常大的灵感。 当时正是智能手机开始流行的时代,也是线下产业开始慢慢转变为线上产业的关键时候,微信也在当时成为了国人最常用的app。 程维想要通过“滴滴打车”与微信的合作,利用微信好几亿的用户,让自己的“滴滴打车”能够全面的面向全国各地的用户,对两家公司来说,这一定是一次双赢的合作。 当“滴滴打车”正式出现在了微信“钱包”的页面时,也代表了程维的计划实现了,这标志了他的公司正在积极打开一个全新的市场, 也表明了他对未来非常明确的看法。 程维认为,完成合作之后,不仅能提高用户的基数,并且也带给了用户更好的体验,不仅不用担心没有带钱在身上,而且场景更多,实用性更广。 他不仅提前预见了互联网时代爆发式的增长,并且认可了整个团队的不管是创新层面还是计划层面上的优势,在腾讯的帮助推动下,“滴滴打车”正在用飞快的速度占领着整个市场。 2015年后,“滴滴打车”正式更名为“滴滴出行”,时间过得飞快,滴滴也凭借着自己抢占市场后的优势,几年来一直霸占着线上打车市场的龙头地位。 滴滴平台然而,在2018年,一件恶劣的社会事件发生了。在5月份,河南省的一位空姐乘坐滴滴的顺风车,不幸遇害,仅仅过了三个月的时间,同样的事情又出现在了浙江省,年轻又美好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 这样的事件体现了滴滴平台的监管、安全都做得非常的不到位,舆论也在不断的发酵,民众们将怒火撒在了滴滴公司身上。 尽管公司不断的进行道歉、公示,给予警方协助,但是在一个个显而易见的安全漏洞下,一切解释都显得格外的无力。 此后,滴滴一个接一个的推出了整改计划,并且上线了许多安全措施,不仅整改“顺风车”的服务,并且对每一个司机都严格的进行筛检。 无论是在世界上的哪一个国家,旅客运输行业都是被称作为“运送生命”的服务业,如果不能保障生命的安全,那么一切都是徒劳。 网约车行业的进步,不断的吸引着大家的目光,如今出行,网约车一定是大部分人的首选,相比于出租车,不仅显得更加方便快捷,并且价格还很公道。 而在我国的网约车市场行业上,滴滴所占有的份额高达80%,作为行业的领头羊。它在2021年的上半年,用户数量已经接近5个亿,规模非常庞大。 在6月份,滴滴公司决定正式上市,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本来应该飞黄腾达的滴滴却因为这一个操作,开始逐渐落魄。 美国上市令所有人出乎意料的第一点是,作为一家掌握着全中国好几亿用户个人隐私信息的公司,滴滴本应该做好一切保护隐私的工作,但是却选择到了美国上市,这无异于贻人口实。 这个行为显得非常不让人理解,树大招风,滴滴敢这么做,就一定要经得起考验。 事件过得很快,一个月后,针对滴滴的专项调查便如火如荼的展开了。伴随着调查,更令滴滴遭到打击的是,它们旗下所有的app都会被各大应用平台给做下架处理。 刚刚上市的滴滴,就遭遇了这样的事情,不仅企业的颜面尽失,也很难再拥有新用户,而滴滴之前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也被其他竞争者纷纷瓜分殆尽。 毫无疑问,损失巨大的滴滴短时间内,很难重新东山再起。 退市调查一共进行了5个月,滴滴事件也有了最终的裁定结果,官方也是第一时间将结果公之于众,滴滴将要立即启动从美国退市的工作,并且重新回到国内香港重新准备上市。 这几乎已经成为定局的消息在大众看来并不感到吃惊,滴滴公司还没有在美国的纽交所坐稳,就要匆匆的卷起铺盖离开。 滴滴用一个错误的操作,换来了史无前例的损失,亏损达到了306亿人民币,这几个月的亏损已经打过了之前几年的亏损总和。 然而国家对于滴滴公司并没有斩断其后路,依旧给其保留了重新在香港上市的可能性,它被允许继续存在于国内的市场中,这已经是对滴滴而言相对较好的一个结果了。 因为单单从纽交所退市所要承担的麻烦就已经相当大了,更别提退市的融资安排了。 根据2021年年底的数据显示,滴滴当时股价跌至7.8美元,而上市的价格是14美元,在这样的情况下退市所要承担的赔付金也是一笔巨款。 我们所能看见的未来是,即便滴滴重新休整过后能够在香港成功上市,也已经回不去当年鼎盛时期的滴滴出行。

吴云东:生态学巨匠与自然保护先驱

吴云东教授是中国备受尊敬的生态学家和自然保护专家,以其在生态学领域的卓越贡献和对自然环境的热爱而广受赞誉。他的学术生涯充满了独特的洞察力和深刻的影响力,对中国的生态保护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深入探讨吴云东教授的生平、学术成就以及他在生态学和自然保护领域的重要贡献。 早年生活与教育 吴云东教授出生于中国湖南省的一个自然美丽的乡村,这个童年的亲近自然经历培养了他对自然环境的浓厚兴趣。他在一所著名大学攻读生态学学士学位,并在研究生阶段选择了生态学作为专业。他的早期教育为他未来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生态学研究与突破 吴云东教授在生态学领域取得了多项重要突破。他的研究涵盖了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恢复和气候变化适应等多个方面。他的工作对中国的生态环境管理和自然保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研究成果为生态系统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推动了中国的生态保护事业。 自然保护领域的先驱 吴云东教授是中国自然保护领域的杰出领袖之一。他积极参与了多个自然保护项目,致力于保护濒危物种、生态系统的恢复和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他的领导力和奉献精神为中国的自然保护工作树立了榜样,激励着更多人投身于自然环境的保护。 教育与科研传承 吴云东教授一直热衷于教育和科研传承。他担任大学教职,培养了许多年轻的生态学家和自然保护专家,传递自己的生态学知识和研究经验。他鼓励年轻一代积极参与自然保护工作,为培养更多的生态学领袖和自然保护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环保政策与创新 吴云东教授积极参与中国的环保政策制定和科技创新工作。他在政府和环保部门担任重要职务,为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提供了专业建议。他的领导力和创新思维有助于推动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保领域的发展,促进了环保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奖项与荣誉 吴云东教授的卓越贡献赢得了多项国际性和国内性的科学奖项和荣誉。他被授予了多个著名奖项,以表彰他在生态学和自然保护领域的杰出成就。这些奖项和荣誉证明了他在科学界的卓越地位和影响力,也为他的科研工作提供了高度的认可。 吴云东教授是中国生态学和自然保护领域的杰出科学家,他通过自己的科研工作和领导力不断推动着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进展。他的研究为中国的生态环境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推动了自然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吴云东教授的社会责任感和环保精神为中国的自然环境保护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助于推动科技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他的故事是生态学研究和自然保护事业的典范,激励着年轻一代的生态学家和环保人士,追求卓越,不断推动自然保护事业的进步。

Aloke Paul:新加坡杰出的材料科学家与创新者

Aloke Paul教授是新加坡备受尊敬的材料科学家和创新者,以其在材料科学领域的杰出贡献而广受赞誉。他的学术生涯充满了创新和领导力,对新加坡的科技产业和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深入探讨Aloke Paul教授的生平、学术成就以及他在材料科学领域的重要贡献。 早年生活与教育 Aloke Paul教授生于印度,自幼就表现出对科学和技术的浓厚兴趣。他在一所著名大学攻读材料科学学士学位,并在研究生阶段选择了材料科学作为专业。他的早期教育为他未来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材料科学研究与突破 Aloke Paul教授在材料科学领域取得了多项重要突破。他的研究涵盖了纳米材料、功能性材料、材料设计和可持续发展等多个方面。他在纳米材料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开发了创新的材料合成方法和纳米结构设计,为新材料的开发和应用提供了新的途径。他的工作不仅提高了新加坡在材料科学领域的国际地位,还为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高等教育与科研传承 Aloke Paul教授一直热衷于高等教育和科研传承。他担任大学教职,培养了许多年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传递自己的材料科学知识和研究经验。他鼓励年轻一代积极参与科技创新和材料科学研究,为培养更多的科技领袖和专业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科技政策与创新 Aloke Paul教授积极参与新加坡的科技政策制定和科技创新工作。他在政府和科技部门担任重要职务,为新加坡的科技产业和创新生态系统提供了专业建议。他的领导力和创新思维有助于推动新加坡在材料科学领域的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科学研究合作。 奖项与荣誉 Aloke Paul教授的卓越贡献赢得了多项国际性科学奖项和荣誉。他被授予了多个著名奖项,以表彰他在材料科学领域的杰出成就。这些奖项和荣誉证明了他在科学界的卓越地位和影响力,也为他的科研工作提供了高度的认可。 Aloke...

台积电“教父”张忠谋:我不认为我们会失去技术领先地位

不久前的一天,在一间俯瞰台北和周围群山的木饰面办公室里,张忠谋抽出了一本印着彩色图案的书。书名叫《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系统导论》,这是一本研究生教材,介绍了错综复杂的计算机芯片设计。92岁的张忠谋虔诚地将它举起。 “我想让你看看这本书的出版日期,1980年,”他说。这个时间点很重要,他补充道,因为这是他的事业拼图中“最早的一块”——不仅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也改变了全球电子行业的进程。 张忠谋从这本教材中获得的见解看起来并不复杂:微芯片作为计算机的大脑,可以在一个地方设计,但在其他地方制造。这个想法与当时半导体行业的标准做法背道而驰。 因此,在54岁的时候,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正在更多地盘算着退休的年龄,张忠谋却走上了将自己的见解变成现实的道路。这位工程师离开他移居的美国,搬到了中国台湾,并在那里创立了台积电。该公司并不设计芯片,但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尖端微处理器制造商,苹果和英伟达都是它的客户。 如今,这家一定程度上发轫于一本教材的企业已经成为了市值5000亿美元的企业巨头,为iPhone、汽车、超级计算机和战斗机提供最先进的芯片。其飞机库大小的芯片工厂(称为晶圆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美国、日本和欧洲纷纷向台积电示好,希望该公司能前往设厂。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也投入了数千亿美元,希望复制台积电的成功。 在南京举行的2020世界半导体大会上,台积电生产的硅晶圆。 张忠谋不可思议的创业之旅助台湾成为了经济巨人,重组了电子行业的运作方式,并最终描绘出一个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位于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这把张忠谋和他创建的公司推到了聚光灯下。在职业生涯的黄昏阶段,一个喜欢避开聚光灯的人反思了他所建立的一切,以及不能再保持低调后会有什么问题。 “这让我感觉不是太好,”已于2018年退休、但仍然会出席台积电活动的张忠谋说。“我宁愿保持相对默默无闻的状态。” 最近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的一次三小时的谈话中,张忠谋明确表示自己是美国人——他在1962年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而此时,他创立的企业正处于中美科技冷战的中心。尽管围绕科技领先地位的竞争在加剧,他仍不看好中国在短期内有机会获得半导体霸主地位。 “我们控制了所有的要道,”张忠谋说,他指的是美国及其芯片制造盟友,如荷兰、日本、韩国和台湾。“如果我们想要扼住其喉咙,中国真的无能为力。” 包括许多台积电的同事在内的十几位熟悉张忠谋的人表示,他创办这家公司,并在谋略上胜过三星和英特尔等巨头,靠的是一丝不苟和固执的态度,信任他最优秀的员工,最重要的是,他怀着无限的雄心,必要时会采取大胆的行动。2008年金融危机后,台积电陷入困境,他在77岁时重新出任首席执行官,再次接管公司。 “他可能是芯片行业中仅存的一位参与了这个行业的创建的人,”《芯片战争》一书的作者、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国际历史副教授克里斯·米勒表示。“他不仅仍然留在这个行业,而且处于这个行业的中心和顶端,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要了解科技行业的未来,至关重要的是通过张忠谋的视角了解世界,以及他如何在其他人驻足不前时押下了最初的赌注。与公开考虑进行一场笼中格斗的当今科技大亨埃隆·马斯克和马克·扎克伯格不同的是,张忠谋表现得更含蓄。如果说全球科技巨头之间的竞争是一系列扑克豪赌,那么他就是一声不吭在经营赌场的那个人。 台湾新竹的台积创新馆。1987年张忠谋创立台积电时,他的商业模式很清晰,并为台积电制定了进军全球市场的计划。 差一点加入了汽车行业 张忠谋1931年出生于即将爆发战争的中国。18岁之前,他曾在六个城市生活过,转校10次,经历过广州和重庆的轰炸,并在“二战”期间随家人穿越前线逃离日占上海。 1948年,他与家人来到香港,当时他们正试图逃离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这是一条不归路。 “我的旧世界随大陆易色而破灭,新世界正待建立,”他在1998年出版的自传中写道。 1949年,张忠谋移居美国,就读于哈佛大学,然后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机械工程。1955年,他两次未能通过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资格考试,决定尝试进入就业市场。 “许多年后,我把在麻省理工博士落第视为我一生的最大幸运!”他在自传中写道。 其中两个最好的工作机会分别来自福特汽车公司和相对不太知名的电子公司希凡尼亚。福特以每月479美元的报酬请他在底特律的研发中心工作。尽管被该公司的招聘人员所吸引,张忠谋还是惊讶地发现这个报价比希凡尼亚每月480美元的报酬低了一美元。 位于新竹的台积电芯片工厂内部。张忠谋说:“我真的没有计划成立台积电,或在台湾成立任何公司。” 他打电话给福特要求提高工资,原本友善的招聘人员变得充满敌意,并告诉他不会再多得到一分钱。张忠谋接受了希凡尼亚的工程师工作。在那里,他了解了晶体管,也就是最基本的微芯片元件。 “那是我半导体职业生涯的开始,”他说。“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件大好事。” 在希凡尼亚的三年时间为张忠谋打开了大门,并巩固了他对半导体的热情。而希凡尼亚的困境给他上了一课,教会他在后来如何管理台积电。 “半导体业自始就是一个脚步快而又无情的行业,”张忠谋在自传中谈到希凡尼亚最终的崩溃时写道。“一旦落后,再赶上就很困难。 ” 1958年,他跳槽到一家新兴的半导体公司——得州仪器。这家位于达拉斯的公司“年轻有活力”,许多员工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晚上在办公室睡觉。四年后,张忠谋成了美国人,他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份。 “自从我逃离共产主义中国,来到美国并于1962年入籍以来,我的身份就一直是美国人,别无其他,”他说。 张忠谋成为得州仪器当时领先世界的半导体业务的支柱。公司不断取得突破。在20世纪70年代,该公司生产了一种可以合成人声的芯片,从而产生了著名的“说话和拼写”玩具,这是一种帮助儿童拼写和发音的手持设备。 “这就像卡美洛(传说中亚瑟王的宫廷,指团体发展过程中人才汇聚的黄金时代——译注),但时间不长,”他说。 在20世纪70年代末,得州仪器将其重点转向了计算器、电子表和家用电脑等新兴市场。当时负责半导体业务的张忠谋意识到,他的职业生涯正在接近“死胡同”。 是时候做些不一样的事情了。 张忠谋在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工厂的活动上发表了讲话。近年来,美国、日本和欧洲纷纷邀请台积电前去设厂。 把拼图拼到一起 如果说导致台积电成立的第一块拼图是教科书,那么第二块拼图则是张忠谋在得州仪器工作即将结束时的一段经历。 20世纪80年代初,得州仪器在日本开设了一家芯片工厂。在生产线开始大量生产芯片三个月后,该工厂的“良品率”是该公司在得克萨斯州工厂的两倍。良品率是一个关键的统计数据,指的是生产出多少可用的芯片。 张忠谋被派往日本解开这个良品率之谜。他发现,关键在于员工,高素质员工的人员流动率低得惊人。 但无论如何努力,得州仪器在美国都找不到同样水平的技术人员。在一家美国工厂,主管职位的头号候选人拥有法语文学学位,没有工程背景。先进制造业的未来似乎在亚洲。 1984年,张忠谋加入了另一家芯片公司通用仪器,在那里,第三块拼图浮出水面。他遇到了一位企业家,此人后来创办了一家公司,只设计芯片,不生产芯片,这在当时是不常见的。他发现了一个后来被证明具有持久力的趋势:今天,大多数半导体公司设计芯片,将制造外包。 这最后一块拼图恰逢台湾从劳动密集型和重工业经济向高科技经济转型时期。当台湾官员着眼于发展半导体产业时,他们邀请已享有芯片专家声誉的张忠谋领导一家促进创新的研究所。 因此,1985年,时年54岁的张忠谋离开美国,前往台湾,他对这个地方的了解仅仅得益于对得州仪器工厂的几次考察。 “我当然没有计划在台湾呆这么长时间,”他说。“我以为我可能几年后就会回去,我真的没有计划成立台积电,或在台湾成立任何公司。” 张忠谋抵达后几周内,被称为台湾科技发展之父的政府官员李国鼎邀请他将国家主导的芯片项目商业化。 台积电位于台南南部科学园区的办公室。张忠谋的创业历程和成功帮助台湾成为经济巨人,并重组了电子行业的运作方式。 当张忠谋评估台湾的优势和劣势时,他感觉到了一个机会。“我的结论是,与美国比起来,台湾更像日本,”他指的是他在得州仪器日本工厂的经历。 1987年,张忠谋创立台积电。他的商业模式很清晰:台积电将为其他公司制造芯片,而不设计芯片。这意味着它只需要赢得业内人士的支持,然后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制造。 张忠谋从一开始就计划让台积电进军全球市场。他在公司引进了当年在台湾鲜见的专业管理体系。为了营造国际化环境,内部沟通均使用英语。 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随着半导体的生产变得更加复杂和昂贵,只有少数公司有能力尝试。制造芯片涉及数百道工序,这些工序利用先进的激光和化学操作来为电子信号创建微小的路径,从而为计算机进行最基本的计算。成本是天文数字。 多年来,许多人退出了,而张忠谋一直坚持着。如果台积电能够吸引足够的客户,利用规模经济,它就有机会击败英特尔和三星这两个王者。 1997年,张忠谋聘请了新的研发主管蒋尚义。他告诉蒋尚义,台积电要对标行业领导者英特尔。 “我们的目标是成为行业第一,不是之一,”张忠谋说。 蒋尚义很惊讶。“要成为第一,你的花费必须是你的下一个竞争对手的三倍,”他回答道,暗示取得领先地位将是一个过于远大和昂贵的目标。 “也许是要三倍,但我确实想花足够多的钱,让我们成为第一,”张忠谋说。并且他做好了耐心等待的准备,即使在2005年辞去台积电CEO职务并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之后也是如此。 签订苹果合同 2009年4月,愤怒的台积电员工在台北安静的大直住宅区一个绿树成荫的游乐场上建立了一个抗议营地,其中许多人是最近被公司解雇的员工。对面就是张忠谋住的高档公寓楼。 天黑后,抗议者在滑梯和攀爬架旁边铺上睡袋,将写着“台积电骗骗骗”的大标语盖在身上。纵观台积电20多年的历史,它从未裁员。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张忠谋的继任者蔡力行开始裁员。 当时77岁的张忠谋决定不能再袖手旁观。他重新出任过去的职位,重新聘用了蔡力行裁掉的人才,并将台积电的支出增加了一倍多。 2008年金融危机后,张忠谋的继任者蔡力行开始裁员。2009年,时年77岁、已经退休四年的张忠谋重掌岗位,重新聘用了蔡力行解雇的人才。 由于该行业正处于艰难时期,此举并未得到投资者的认可。台积电前投资者关系负责人孙又文回忆起她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想用头撞墙。” 但赌注得到了回报。2010年,张忠谋接到了一通电话,这通电话将推动台积电的增长,并巩固其对三星和英特尔的领先地位。苹果公司高级副总裁杰夫·威廉姆斯通过张忠谋的妻子张淑芬与其取得了联系,她是苹果最大组装商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的亲戚。 这次通话促成他们四人在一个周日共进晚餐,第二天谈判就开始了。苹果曾与三星合作生产为iPhone设计的微芯片,但它正在寻找新的合作伙伴,部分原因是三星已成为智能手机的主要竞争对手。台积电与客户不存在竞争关系,因此在合同中处于有利地位。 讨论持续了几个月。“合同本身非常复杂,”张忠谋说。“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苹果一度宣布谈判暂停两个月。张忠谋听说英特尔可能介入了。 忧心忡忡的张忠谋飞到旧金山与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会面,后者让他放心。在2013年的采访中,时任英特尔首席执行官保罗·奥特利尼表示,他拒绝了为iPhone生产芯片的机会,因为苹果的出价太低。 张忠谋不会犯同样的错误。苹果要求提供比其他公司更好的条件和更低的价格,但他明白,该合同的规模将帮助台积电超越竞争对手。这是他在得州仪器时从创建贝恩咨询公司的比尔·贝恩那里学到的。 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左)去年在凤凰城与张忠谋举杯祝酒。 贝恩当时是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顾问,他在张忠谋旁边的办公室工作了近两年。他分析了得州仪器的生产和销售数据,认为公司生产得越多,业绩就会越好。 与苹果的交易完成后,张忠谋借贷了70亿美元,来建设为iPhone生产数以百万计芯片的产能。 在随后的几年里,苹果曾短暂地再次转向三星生产iPhone芯片,但台积电成了它的主要芯片制造商。苹果现在是台积电最大的客户,约占其营收的20%。 即便是现在,张忠谋在评论台积电客户时仍然很谨慎。在他的办公室里开始讲述苹果的故事后,他怀疑自己是否说得太多了。 “我想我还没有超出苹果公司关于什么不能说的限制,”他说。 现任苹果首席运营官的威廉姆斯在声明中表示,张忠谋“将半导体行业推向了新的前沿”。 2018年,86岁的张忠谋再次退休。到那时,台积电已经在其他公司落后的领域取得了成功,批量生产了具有DNA双螺旋大小电子通路的芯片。这让张忠谋相信,他实现了台积电的一个关键信条:技术领先。 推动人工智能革命 张忠谋台北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各种奖品,以及和多位世界领导人的合影,其中一幅装在镜框里的漫画描绘了他与芯片公司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的亲密关系。 如果说是苹果推动了台积电的发展,那么帮助英伟达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公司的就是张忠谋。这张漫画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英伟达还是一家初创企业时,黄仁勋致信张忠谋,询问台积电是否愿意为其生产芯片。在与黄仁勋通话后,张忠谋同意了。 “我喜欢他,”张忠谋这样评价黄仁勋。 张忠谋抓住这个机会,从而帮助推动了美国的人工智能革命。通过台积电的生产,英伟达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公司。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突破性技术依靠大量英伟达芯片在海量数据中寻找模式。 在2018年张忠谋退休聚会上的演讲中,黄仁勋表示,如果没有台积电,目前价值1万亿美元的英伟达就不会存在。黄仁勋送给张忠谋的漫画上写着:“你的事业是一部杰作——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张忠谋(左)去年与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凤凰城合影。如果说是苹果推动了台积电的发展,那么帮助英伟达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公司的则是张忠谋。 对于张忠谋来说,这首杰作的最后几个音符尚未奏响。作为一名耄耋老人,他很健康,尽管几年前他在心脏植入支架后,再也不能抽烟斗了——这曾是他照片中的标志。 谈话接近尾声时,张忠谋说,在台积电面临地缘政治挑战之际,他对自己无法掌控局面感到有些遗憾。但他表示,他在2018年退休的时间节点是合理的,这是由技术而不是政治驱动的。 “我确实确信我们已经取得了技术领先地位,”他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我不认为我们会失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