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斯莫尔将南盖尔贸易园推向市场 – 《每日商业》

Mangal Prabhat Lodha（曼格尔·普拉巴特·洛达）是印度房地产业的杰出代表之一，以其在城市建设和不动产领域的卓越成就、领导才能和社会影响力而备受瞩目。他是Lodha Group（洛达集团）的创始人和主席，该集团已经发展成为印度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塑造了孟买市和印度其他城市的城市天际线。他的故事是印度房地产业的传奇，激励着全球的企业家、城市规划者和房地产专业人士，追求卓越并改善城市生活质量。 Mangal Prabhat Lodha的创业之路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他创建了Lodha Group。他的愿景是为印度提供高品质的住宅和商业项目，推动城市建设和现代化。从最初的项目开始，他通过创新和质量卓越，不断扩大了业务范围。他的公司逐渐涵盖了多个领域，包括住宅、商业办公楼、酒店、零售和城市规划等，为印度和全球市场提供了世界级的不动产项目。 Lodha Group以其高品质、创新的项目和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而闻名。他们在印度各大城市开展了多个标志性项目，其中包括Lodha World...

“蒙牛”企业在国内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行业巨头，相较于品牌的家喻户晓，其创始人的存在却是异常的低调。 这位年届四十才中年创业的大佬是怎样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成为中国的乳制品大王，又是怎样创下了创业四年就上市的商业奇迹？ 儿时贫寒，被父母卖掉相较于大部分白手起家的创业者，牛根生的出身不仅有些苦，还有些传奇，出生于1958年的他在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被亲生父母以五十元的价格卖给了别人家。 养父母的家境并不富裕，养父是个养牛工人，专注于送牛奶几十年，养母没有正式工作，幸运的是虽然家里条件不好，但是养父母对他都很好。 养母对他的教导很严格，还教育他学会分享，经常跟他说“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吃亏是福，占便宜是祸。” 在这样的教育下养成了他豪爽仗义的性格，也赢得了小伙伴的尊重和信任，出身并不好的他也出人意料的是那一代的孩子王，小伙伴都喜欢跟他一起玩，有事的时候也会找他帮忙决断。 1978年，养父去世，20岁的牛根生接了父亲的班，成为牛奶厂的一名养牛工人，几年后，他所在的牛奶厂与另外一家奶厂合并了，他也因此遇到了一个给他的事业带来两次转折的人，郑俊怀。 郑俊怀是个很有商业头脑的人，牛根生很崇拜他，而郑俊怀也很欣赏牛根生的努力和能力。 入职伊利，又被迫出走伊利1993年，伊利成立了，郑俊怀担任董事长，牛根生也成了企业的二把手，全面主持冰淇淋的生产销售工作。 由于从小养成的豪爽仗义的性格，谁家有困难他都伸出援手，员工生病他还跑去带班，一次公司为患癌症病人组织的捐款中，他一个人就捐了一万块。 他主导的冰淇淋产品苦咖啡突破了三亿元的销售额之后，他把公司原本准备奖励给他的好车折成了四辆面包车分给了自己的下属。 卓越的能力加上这桩桩件件的事情，让他在企业中的威望如日中天，甚至超越了郑俊怀。 但也正是因此引起了郑俊怀的不满，再加上两人工作风格的巨大差异，他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昔日的情分也逐渐消磨殆尽。 在1998年的一次董事会上，郑俊怀表示他和牛根生只能留下一个，牛根生就这样离开了奋斗十六年的伊利。 离开了伊利的牛根生选择了去北京大学进修，学习了大量专业的理论知识，再加上自身十几年的实践经验，他很快做好了对未来发展的规划，他卖掉了手中一百多万的伊利股票之后，他创建了蒙牛。 众人支持下，再创业成立蒙牛由于昔日的声望，虽然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公司前途未知，曾经与他共事过的伊利员工纷纷表示想要投靠他，人数高达三百多人，还有很多人借钱也要来支持他创业。 即使牛根生一再地劝说大家新公司刚刚成立，未来的发展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大家伙的热情依然不减。 虽然大家有着高昂的热情，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刚刚建立起来的蒙牛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缺少奶源的致命问题。 当时的伊利已经垄断了呼和浩特市的奶源，牛根生又不愿意与老东家为敌，还制定了非奶站牛奶不收、与伊利收购价格和标准不一致的牛奶不收。 以及凡是伊利等大企业有奶站的地方不建蒙牛奶站的三不原则，这让当时的蒙牛举步维艰，最后还是与哈尔滨的一家乳制品企业合作，靠着东北奶源度过了这一艰难时期。 有了奶源，下一步就是销路，而彼时发展多年的伊利在市场上几乎是一家独大，想要争取到市场并不容易，蒙牛尝试着放低姿态。 在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上摆出了“向伊利学习，为民族工业争气，争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的广告牌，但是还没等人们弄清楚这个忽然冒出来的蒙牛是啥。 广告牌就被砸得面目全非，背后黑手呼之欲出，而蒙牛却选择了忍气吞声，既没有报警也没有流出对伊利的不利言论。 也正因为如此，蒙牛算是因祸得福，大众的同情让舆论一边倒地站在了蒙牛这边，品牌因此有了一定的名气。 之后的牛根生又将目光瞄向了深圳市场，但是当时的深圳发展迅速，也更多地与国际接轨，因此更为认可国外品牌，即使是当时国内乳制品第一的伊利也没能啃下这块硬骨头。 但是牛根生做到了，在对当地市场有了一个充分的了解之后，他采取了一种全新的营销策略，让员工穿着蒙古服装拿着横幅和标语，到各个小区门口免费送奶给居民品尝。 这一营销方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蒙牛迅速在深圳火了起来，而有了深圳这一成功经验的蒙牛，也在此基础上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营销方式，销售业绩连创新高。 从2001到2004四年时间里，蒙牛实现了七亿元到七十二亿元销售收入的十倍跃升，在市场上已经可以与伊利平起平坐。 就在蒙牛风头正盛的时候，牛根生做出了一件跌破众人眼镜的事情，他告诉律师，要把自己的蒙牛股票全部捐出来，下代人不能享用，不能继承，律师目瞪口呆，家人也急了眼。 但是牛根生坚持自己的决定，他认为教育和人品才是留给子女的财富，他希望自己的子女能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财富。 在他的劝说下，家人终于接受了他的决定，于是2004年，老牛基金会正式成立。3年后，49岁的牛根生以累积6.5亿元的捐款位列胡润中国慈善榜榜首。 2008年，五十岁的牛根生决定退休了，早在两年前他就已经开始将手中的职权转移给企业的新任总裁。 但是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将全国的乳制品企业都拉进了这场风暴中，国民对国产乳制品失去了信任，股价直线下跌的蒙牛面临着被国外收购的风险。 退休生活还没有到来，牛根生就又冲上了第一线。也是因为他的人品有目共睹，蒙牛受到了来自各路民族企业家的援助，联想集团的柳传志48小时之内汇来了2亿元，新东方俞敏洪资助了5千万元，江南春也准备了5千万的救济经费。 而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时候，牛根生也义无反顾地做出决定，：“所有未经检测的奶，全部倒掉！奶农的钱照付，一切损失我们承担，不能让奶农受损，也不能让老百姓喝一口不安全的奶！” 这一次事件中，蒙牛倾倒了近3万吨的原奶，再加上产品的召回和退款，企业的总损失高达20亿元，最终在众人的支持和他的坚持下，蒙牛度过了这一劫，没有被外资收购。 这一次的风险中，牛根生可以说是凭借一己之力保住了蒙牛纯正的中国血脉，而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持也让人们了解了什么是得道者多助。 从创业起家到如今的千亿企业，牛根生用他的实际行动将“商”、“德”两个字的内涵和重要性阐述到了极致。

随着宁德时代股价的上涨，曾毓群的身价也在四年间狂飙了3000多亿元。有人说，曾毓群是在人生关键节点赌对了，才有今天的身价。但真相是像人们说得这么简单吗？还是另有蹊跷？ 1968年，曾毓群出生在福建宁德。幼时家境一般，只能靠勤奋读书来改变命运。17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工程专业。 毕业后，就职于福建的一家国有企业。只不过，入职才3个月他就深感国企的体制并不适合自己。他想出去闯荡，寻求更好的发展。 南下遇贵人，开创自己事业辞职后，曾毓群来到东莞，在一家外资企业新科磁电厂做工程师。为了做好这个工作，曾毓群每天加班到很晚，白天工作，晚上就补习专业知识。 正是他这种爱钻研、踏实肯干的性格，得到顶头上司陈棠华的赏识。于是，当时还是公司高管的陈棠华，便开始有意地培养曾毓群，先是提升他做管理人员，后又送他出国深造，学习电池技术。 要知道能被公司选中出国深造，除了曾毓群的聪明能干，还有公司对他的极大信任。可以说，陈棠华就是曾毓群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了。 1999年，曾毓群升任新科磁电厂的工程总监，那一年，他才31岁，成了公司最年轻的工程总监，也是这家外企的第一位大陆籍总监。 可是，曾毓群刚做不到一年的工程总监，时任公司执行总裁的梁少康，便来鼓动他离职创业。 梁少康觉得国内手机市场的兴起，必定带来对电池的巨大需求，而曾毓群既懂电池技术，又懂管理，是非常好的创业合伙人。 为了说服曾毓群，梁少康还请出他的老领导陈棠华。两个领导就给曾毓群画了个大饼，先是描述了未来国内电池市场的巨大潜力，后又阐述了干成这件事的可能性极大。 终于，曾毓群被这个大饼给吸引住了。1999年，曾毓群、梁少康、陈棠华三人在香港注册成立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ATL。 有人说，这是曾毓群人生转折的第一次豪赌。辞掉吃香的外企高管不做，自己创业办公司。如果失败了，可就回不到他曾经的位置了。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从曾毓群之后做的事情就能看出来，这或许不是一时冲动。 购买国外专利，却有致命缺陷 ATL成立之初，曾毓群等人并没有为了快速变现，而着急开工生产，而是在电池类型上做了调研，寻找更有发展潜力的电池技术。 曾毓群先后研究了多款品牌的手机电池，最终决定选择“聚合物锂电池”作为公司的主打产品。 为了这项技术，曾毓群还专门到美国贝尔实验室斥巨资买下聚合物锂电池的专利授权。就在他们开工生产的时候，又飞来了一个“横祸”。 曾毓群发现这款电池经过多次充电之后就会鼓包。 要说是曾毓群倒霉，也谈不上，当时的聚合物锂电池也就美国贝尔实验室的这项专利最先进，而且还有20多个企业都在用的这个专利技术。 只是，别人都不管这个问题，而爱较真的曾毓群非要解决鼓包问题罢了。他认为这个问题是电池的致命缺陷，必须想办法解决才能走得更远。 后来，曾毓群又去找美国贝尔实验室想法子，但是对方很干脆的回复“没办法”。无奈之下，曾毓群团队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 经过反复测试，曾毓群团队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这次成功，让ATL成为市场上首家解决电池鼓包问题的企业。 新产品不仅价格比同类型产品便宜一半，而且电池容量还翻了一倍。2003年，ATL靠着新研发的异形聚合物锂电池，拿到了苹果1800万台iPod电池的订单。 之后，ATL公司与天津力神、比亚迪、比克，并称为中国锂电四巨头，公司发展走上正轨。 你能说，曾毓群选择聚合物锂电池技术时，是在赌这个技术会被市场认可？还是说，他斥资搞研发是在赌自己能解决什么问题？ 可能两者都不是吧。曾毓群也是先做了市场调研分析，才选出未来更容易被市场接受的电池技术。在遇到难题后，他迎难而上才得以率先解决技术难题，赢得客户。 然而，曾毓群就像被命运推着走一样。原本运作良好的ATL公司，却在2005年又遇重大变故。 ATL的大股东突然要求撤资，导致公司的资金链断裂。曾毓群不得不对外寻求帮助。最终，日本TDK集团以1亿美元收购ATL 100%股权，ATL由此成为TDK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好在，卖身给TDK集团并不是曾毓群的事业终点，事情还没有结束。 另起炉灶，创办宁德时代曾毓群清楚地知道手机电池市场的前景不止是手机电池这么小的空间。当初那个让他辞职创业的“大饼”，还有好几张没“吃完”呢！ 果然，2010年，国家开始实施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鼓励发展新能源电动汽车产业。曾毓群察觉到，这就是他的另一张“大饼”机遇。当时的补贴政策只针对中资企业。 曾毓群就借此跟TDK总部沟通，用股权转让的办法将ATL的动力电池业务从公司抽取出来，成立了一家纯中资的企业，这家公司就是宁德时代。 你是不是很好奇，曾毓群看重的是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为什么他不造车，而是去做汽车电池？这一点，曾毓群有他自己的考量。 他认为，造车技术不难，难的是新能源汽车的生态环境建设。因此，做新能源汽车的投资风险比做电池大很多。 而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宁德只要抓住这个核心，做确定性最强的部分就够了。曾毓群没有赌命运，相反，他做的是最有确定性的事。 伴随着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井喷式发展，宁德时代的业务也迎来大爆发，继而成为A股市值最高的民营企业。 创始人曾毓群的个人身价也随着股价一路增长。目前，宁德时代成为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第一的企业，其次分别是比亚迪、韩国三星SDI、韩国LGES。宁德时代是否能延续这种市场占有率？ 这里就不得不提另一个小插曲。2011年前后，国内汽车电池的研发，主要有两大技术路线。一种是磷酸铁锂电池；另一种是三元锂电池。曾毓群选择的是后者，而王传福的比亚迪选择了前者。 正是这种选择的不同，造就了两家企业不同的研发方向。曾毓群当初选择三元锂电池是因为它的续航更强，更容易被市场接受。 事实也证明，曾毓群的看法是对的，国家对于电池企业的补贴，则是根据续航里程来算的，这使得三元锂电池成为了市场的主流。就连比亚迪的部分车型也在用三元锂电池。 而王传福的考量则是，三元锂电池需要用到金属钴和金属镍，这两种金属中国都很少。中国的未来也需要一款不依赖稀有金属的电池。 可以说，两位企业家的考虑都有一定的道理。曾毓群也表示，宁德时代没有止步不前，公司发布的新品麒麟电池作为主流产品会具有极大的竞争力。 除了生产汽车电池，宁德时代也积极加入国家的储能项目，参与中国规模最大的电网侧站房式电池储能电站，晋江百兆瓦时级储能电站的建设。

他是个大器晚成的人，44岁下海创业，为国家打造出千亿市值的公司；他还是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工程师，受到“航天教父”钱学森的器重，委派他赴美学习。 有人说，他不如任正非有远见才让国家吃了大亏。可公司出事那年，他已经76岁了，是他再次出山为公司争取了一线生机。 他就是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中兴通讯是怎样崛起的，又为何被制裁？侯为贵真的是没有远见的创始人吗？这其中又有哪些不被人们知晓的事情？ 1941年，侯为贵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他从小就非常聪明，凭着过目不忘的本事，轻松搞定学业，属于实打实的学霸。 后来，他也如愿考上了南昌大学，大学毕业后便回老家西安当老师了。 老师变工程师，受器重赴美学习上世纪60年代，中专老师在当时就是个铁饭碗。侯为贵本来以为会平淡地过完这一辈子。但是，他们学校却被改成航天部下属的691工厂。 就这样，他从一个好好的老师变成了工厂的技术工人。不过，优秀的人不管干什么都不会很差。侯为贵凭借自己的聪明才干从技术工人一路升职到技术科科长，还成了国家第一批培养的工程师。 要说侯为贵的人生转折是从哪儿开始的？不是他当上技术科长，而是因为钱学森的一个要求。那时，时任航天部副部长的钱学森想为国家培养半导体方面的人才，便要求691厂开展研究半导体相关技术的工作。 因此，侯为贵被指派去美国学习，并引进相关技术和设备。去了美国之后，侯为贵被当时美国的高新科技深深的震撼住了，内心是五味陈杂。 他也明白了，我们国家必须加紧高科技产业的建设，刻不容缓。 1985年，回国后的侯为贵就被派往深圳，与香港的资本合作创办一家半导体公司——中兴半导体，由侯为贵担任公司的总经理。 注意，这个中兴半导体公司并不是现在的中兴通讯，只是中兴的前身。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公司成立第一年，侯为贵带领的中兴只能做一些辛苦廉价的代工订单，一年下来也才赚到35万元。 这对见识过美国先进产业的侯为贵来说，就是耗时的低廉工作。侯为贵明白，有自主研发技术才是企业的核心。于是，他把目标瞄准到国内迅速发展的通讯产业，开始研制小型交换机。 1990年，中兴半导体推出了第一台数据数字交换机ZX500，这也是中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程控交换机。 事实也证明，侯为贵的想法是正确的。ZX500交换机作为国产交换机，从农话端市场开局，逐步撕开外企垄断的口子。 1992年，中兴的销售额突破了1亿元，相较于六年前的35万元年收入，中兴的业绩实现了巨量翻倍。 随着公司利润的逐年增长，合资公司的香港资本方也是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双方的分歧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侯为贵觉得，公司要有长远的发展必须加大对产品技术的研发投入；而香港的资本方却希望减少研发投入，多分利润好套现。最终，双方因意见不合而分道扬镳。 另起炉灶，开启中兴新航线侯为贵带着自己的研发团队离职，并自筹资金建立了深圳市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随后，侯为贵找来691厂，与深圳广宇工业公司三者共同投资创建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 中兴则正式成为一家国有控股企业。这种模式也开创了我国“国有控股，授权（民营）经营”的新思路。 其实，从侯为贵分家坚持做自主研发就能看出，他并不是一个只想做代工的思维。在分家之前，中兴的研究院是侯为贵从691厂和陕西省邮电器材一厂抽调几十名技术骨干建立的； 成立新公司后，侯为贵又组建了中兴南京研究所，开始研发大容量局用数字程控交换机。 1995年，中兴研发的ZXJ10大容量数字局用交换机被认定为“目前能与国际一流机型相媲美的最好机型”。这款产品也让中兴的规模得到迅速的扩张。 与此同时，中兴与华为的竞争也在激烈地开展着。侯为贵选择低成本运营策略，以低价打击竞争对手。 确实，这招非常凑效！早期的华为一直被中兴压制，每次的大型项目招标都竞争不过中兴。但华为还是在竞争中顽强的成长起来了，两家公司都是咬着劲的往前冲。 只是，低价让中兴得到了甜头，也让在另一方面掣肘了中兴的长期发展。之后的几年，华为开始逐渐赶超中兴。 2000年，华为的年销售额已经增至220亿元，而中兴的销售额只有102亿元。 为了加快中兴的发展，侯为贵开始思考公司的战略转型，这就有了后来的手机业务和国际市场的拓展。 2002年左右，斯康达的小灵通想进入中国市场。但小灵通并不被国内企业看好，而侯为贵却认为这是个进军手机市场的不错机会。 这一次，侯为贵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国内电信业务分拆之后，小灵通迎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量。那时，几乎每家都有一部小灵通，它便宜又方便携带。 小灵通也成了那段时期中兴的支柱产业。2003年，小灵通的营业收入达到160.36亿元。靠着小灵通业务，侯为贵成功进军手机市场，2004年，中兴通讯在香港上市。 2009年，中兴在海外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成为了一家全球化的公司。 进军5G市场，却遇重创在2018年的全球五大电信设备制造商的5G测试量排名中，华为和中兴两家占据全球一半左右的市场份额。 但是，他们的强大却引起了美国的不适。在美国看来，中兴和华为都是他们的威胁。而且，我国已经公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要大力发展5G通讯，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制造技术。 就是这个计划让美国非常“不爽”。他们甚至公开表示，“中国没有必要发展自己的芯片产业”。 为了阻挠中国的5G进程，美国开始找各种理由使绊子。他们把目标瞄准了中兴，为什么偏偏是中兴被制裁？ 有人说，是中兴的核心元件严重依赖进口，技术专利没有华为多。所以才成了被制裁的对象。 但是，侯为贵一直都没停止过在研发上的投入，他们的专利数量在我国也是排前几位的。或许事情不是表面看着这么简单。 看看现在的华为，有核心技术专利不是一样被美国制裁的艰难求存着吗？其实，美国就是不想看到中国崛起，它要制裁你，没有理由也会编个理由，想想伊拉克的“洗衣粉事件”。 对于中兴和华为的制裁，无非是一个简单点，一个难一点罢了。 中兴的制裁也给了华为一个警示和两三年的准备时间，可被制裁后的中兴又该如何自救？ 2018年，侯为贵76岁高龄再次出山，亲自到美国进行谈判，几经周旋，最终以接受巨额罚款以及接受美国安排的监管人员入驻企业为代价，换来了与美国的和解。 断臂求生的中兴，此后加大科研投入，可如今的市场地位已经不复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