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诺那·莫哈娜·库马兰：探索自然与生命的科学家

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从民企到央企、从央企到地方国企、从地方国企再到央企，再从央企转战上合组织，每到一站，这位自诩为“农村娃”的大佬总是能力挽狂澜，屡次完成了在外界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路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他就是顾益财。 社会职务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多功能经贸平台矿业新能源工作委员会理事长中国职业经理人高级研修院专家重庆职业经理人协会执行会长商业故事杂志社执行总裁所获荣誉2024年5月，被赞比亚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授予友谊勋章。2024年6月，参加科特迪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举办的经贸文化交流活动，并被授予“中科友好交流使者”。2024年6月，马达加斯加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特邀为：高级经济顾问2024年6月，被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馆授予“经贸使者”。2024年7月，因在“一带一路文化艺术公益行”活动中的贡献，被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授予“特别商务使者”。2024年7月，在推动中国-泰国文化交流及商业领域的合作中做出的贡献，特此授予“中泰友好交流使者” 历数顾益财半辈子做过的工作，那可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年轻时离开家乡进入少林寺习武，后回归家庭在当地一家大型民企工作，在机缘巧合之下又入职了世界五百强央企集团，由于经营业绩突出，后又相继被猎至国内大型制造企业集团、地方油气集团公司、地方钢铁集团公司，所到之处，成绩斐然，现在他的身份已经变成上合组织国家多功能经贸平台矿业新能源工作委员会理事长，继续在国内叱咤风云，在国际上也开始崭露头角。 毋庸置疑的是，顾益财是一位高级职业经理人，更是一位出色的经营管理专家。而且他身上流淌的基因又让他具有了其他职业经理人所不具备的家国情怀。 在少林寺习武两年后，顾益财再次回到家中。回到家的顾益财不想再继续读书，便认真思考起了自己的将来。虽然没有明确的未来规划，但他知道不管如何规划，都要趁着年轻积累更多的社会经验，因为只有有了足够的沉淀，将来机会来临时自己才能把握得住，“我至今都有这样的观念，人一辈子里的机遇有30%是学校和文凭给你的，有30%是家庭和婚姻给的，还有40%是社会给的。我的学历可能不如别人，但我从社会实践中得到的机遇更多。”顾益财说。 彼时，顾益财的父母还在运输公司工作，他便在父母单位里帮起了忙，一边学习如何经商，一边接触社会。不过顾益财很快在父母所在的单位所学的东西，越来越难以满足自己愈发旺盛的求知欲，“一天不努力就是在落后，因为别人都在前进！”他再次不安分起来，决定到外面的世界见见世面。2001年，顾益财踏上前往温州的路途。 从保管员到总经理 初到温州，顾益财在一家矿泉水厂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打工生涯，虽然一开始只是一名保管员，但也每天起早贪黑，不管是不是他分内的工作，只要看到了，他都帮着干，“我根本就把这个厂当成了自己的事。厂子里女工比男工多，有时候设备坏了一时没人修，我就试着去修，一来二去的我又从保管员变成了修理工。” 顾益财的勤奋被厂里所有人都看在眼里，这其中当然也有矿泉水厂的老板。老板认为顾益财不仅勤奋踏实，脑子也够灵活，便试着让他兼顾起了矿泉水的销售。顾益财也不负所望，在把销售交给他的第一年，他就让厂里的销售额一下子翻了三倍。 厂子的业绩上去了，没想到配套却跟不上了，由于产量剧增，厂里的水桶不够用，顾益财只能去宁波进货。当时适逢整个浙江桶装矿泉水热销，水桶成了紧缺货，水桶厂宁愿违约，也要把桶卖给出价更高的买家。老板一气之下，决定自己投资新建一家塑料厂。 “我把这个新厂交给你全权负责，让你当总经理，你敢不敢干？”老板问顾益财。 “敢！”顾益财坚定地回答。就这样，不到30岁的顾益财开始发挥出了巨大的经营天赋，将这家塑料厂产值干到了上亿，净利润做到了近3000万。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私营企业都是全面竞争的行业，但顾益财依然做得顺风顺水，而央企雄厚的资金实力，更为顾益财这样的资本运作高手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和肥沃的土壤。 2009年，机缘巧合之下，顾益财进入世界五百强央企江西区域总部工作。 人生第一次进入央企任职并且是世界五百强企业，顾益财经历了短暂的不适应便很快将心态调整了过来，他拿出当初管理塑料厂时的干劲，无论大小事务，只要在他职权范围内的，他都一一亲力亲为。有领导好心提醒他：“你这样啥事都干，哪有干得完的工作！”他听了之后也一笑置之，依然忙个不停。 由于当时所处行业竞争激烈，行业内卷严重，相关企业基本处于盈亏的边缘甚至严重亏损，顾益财经过近三个月的市场调研，直接向江西公司提出了尽快并购相关企业，做大做强区域龙头企业的建议和具体操作办法。江西公司采纳了顾益财的意见并汇报了北京总部，很快北京总部就派出了专业的管理团队赴江西调研，经过近2个月实地走访和考察，该行业所属企业实际情况与顾益财提出的方案惊人的一致，为了尽快启动并购工作，北京总部破格提拔顾益财为江西公司经营副总裁并直接负责收购和经营管理工作，顾益财接到任命的那一天没有片刻休息，立刻着手组建收购团队，并亲自挂帅和各企业老板谈判，分析国家政策、行业形势及区域竞争局面等问题，但在头一个月效果并不明显，相关企业老板都处于观望状态，尽管这样，顾益财没有气馁和松懈，和江西公司团队一起在所属企业内开展降本增效工作，将企业产品成本降低了近15%，远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这项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行业产品本就价格就较低，行业部分企业已经不能维持正常生产，有的甚至已经处于破产边缘，在这样的情况下，部分企业老板主动找到顾益财谈判收购事宜，顾益财抓住机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收购了7家相关企业，在业内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并因此在江西区域内形成了竞争优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江西公司销售收入增加了近35亿，净利润增加近8个亿，当年就被评为集团“卓越管理者”并又一次被提拔到主要领导岗位。 走上央企的领导岗位后，多年的民营企业管理经验也被顾益财融合在了大型央企的日常管理之中，“民营企业的管理讲究灵活性，而央企更注重规范，两者的经验我都有，这就让我在处理很多问题上既能兼顾规则，又能更具效率。”顾益财告诉本刊记者，大型企业非常注重制度，在很多地方都非常规范，管理的层级制度严格，用制度与流程去规范业务的开展，用权力监督的形式约束权力使用。这原本是好事，但有时也会因为层级太多，转向不够灵活，此外也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而民营企业多采取扁平化管理，既节省成本又便于沟通。不过有的中小企业的制度与层级职责不清晰，严重偏向“人治”，导致有时管理不够规范，决策出现偏差。 正是因为顾益财在运营管理上有效地融合了民营企业和央企各自的优势，厂里原本三年的收购目标被他提前一年就完成了。2014年顾益财又被集团公司派往非洲负责当地的项目建设，在他的带领下不仅项目的工期被提前的一年多，建设成本也被压低到原来的一半左右。 转战地方，继续风云 2019年初至2020年底，顾益财先后转战世界500强油气企业云南公司和世界500强钢铁集团云南公司，在每一个公司顾益财都发挥出了惊人的经营管理天赋，将公司的销售额同比增加了50%以上，将利润同比提高了35%以上。 一直在路上 如今，顾益财已经是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多功能经贸平台矿业新能源工作委员会理事长，并兼任重庆职业经理人协会执行会长、商业故事杂志社执行总裁等职务，目前已和泰国、索马里、尼日利亚、马达加斯加、乌兹别克斯坦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友好关系，并被多国领导颁发“经贸使者”和“商务使者”，目前正在开展矿业相关的合作项目数十个，涉及金、铜、铅、锌及新能源等稀有矿种，大部分项目已经投产并初见成效。 往常我们读关于写人物的文章，总会看到作者对人物的评价。而在本文中很少看到如此字眼。这是因为故事的主角顾益财一直在路上：在人生的路上，也在事业的路上，我们期待顾益财在国际舞台上创造更大的辉煌。

安纳德·马欣德拉（Anand Mahindra）是印度工业界的杰出代表，以其在汽车、制造业和创新领域的卓越成就和领导力而闻名于世。他的生平和职业生涯充满了创新、领导力和社会责任感。本文将深入探讨他的生平、工业业务的成功以及他在印度商业界的杰出影响力。 安纳德·马欣德拉的职业生涯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他加入了马欣德拉集团（Mahindra Group），这是印度最大的多元化企业之一。他通过卓越的领导力和战略眼光，将公司从一个传统的钢铁制造企业转变为一家多元化的国际企业。他的愿景是将公司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汽车制造和科技创新公司。 其中，马欣德拉先生最著名的成就之一是他在汽车领域的成功。他领导的马欣德拉集团成为了印度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生产各种类型的汽车，从汽车到卡车，应有尽有。他的领导力和创新精神推动了公司的国际扩张，使其成为全球汽车市场的关键参与者。 除了汽车业务，马欣德拉先生还致力于推动科技创新。他支持了多个科技创新项目，包括电动汽车、太阳能能源和智能城市解决方案。他的愿景是通过科技创新来改善人们的生活，并为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马欣德拉先生也是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倡导者。他的公司在教育、卫生和农村发展领域开展了多个社会项目，改善了数百万印度人的生活。他坚信企业的成功应该与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 马欣德拉先生的领导力哲学强调了创新、多元化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他坚信企业家精神和领导力是成功的关键。他的卓越成就、领导力和社会使命感使他成为印度工业界的杰出人物，同时也激励着全球的企业家、领袖和梦想追求者，展示了创新之路的潜力。 安纳德·马欣德拉是印度工业界的杰出领袖，他的卓越成就、多元化业务和社会责任感使他成为印度商业界的杰出代表。通过汽车制造、科技创新和社会责任项目，他为印度的工业发展和社会福祉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也激励着其他企业家、领袖和梦想追求者，走上创新之路，塑造未来。

2024年5月，中国、韩国和日本三国举行了一次三边会议，达成了提升三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协议。此外，中韩双边会议也达成了一项协议，通过多个现有和新渠道“振兴”贸易与投资。这些声明的背后是什么？它们可能带来哪些影响？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前韩国贸易部长、现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尹汉久（Yeo Han-koo）。 问：三边贸易谈判自2012年启动以来，已经进行了16轮。您能否介绍一下谈判取得了哪些成果，以及未来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尹汉久：三边贸易谈判的进展缓慢，部分原因是在同一时期内，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CPTPP）等谈判进展较快，三国优先完成了这些谈判。 在三边贸易谈判方面，由于三国的产业结构相似，竞争性增强而非互补性，导致三国在谈判模式上难以找到共同点，这需要时间。 问：上一次三边贸易谈判是在2019年进行的。现在是什么促使这些贸易谈判重启的？考虑到三国的产业结构竞争性增强以及中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而美日韩是盟友——此时重启谈判的时机有些令人意外。三国中哪一方最积极推动这些谈判？ 尹汉久：自2019年上次会晤以来，地缘政治变化、供应链中断、贸易多样化和经济安全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不用说疫情的影响了。 这些变化带来了新的动态，促使这三个独特的邻国在五年来首次走到了一起。经历了多年的动荡，他们的利益再次趋于一致。中国不能孤立于其周边的两个主要经济体之外；而韩国和日本在北朝鲜继续核武化和挑衅的情况下，也不能使其安全和经济关系不稳定。 问：所以三方都有意愿重启贸易谈判。您认为我们很快会看到这些三边谈判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还是这更多是一次政治性的团结表演？ 尹汉久：如果能实现，三边自由贸易协定将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需要在当前艰难的贸易环境中谨慎地重新校准。对于市场准入谈判而言，采取更长期的视角可能会更明智。三国的市场准入首次通过2022年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连接在一起，尽管由于各自的敏感性，其水平较为温和。三国之间已经达成共识，如果尝试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目标应是RCEP+，在市场准入、纪律和标准方面超过RCEP的野心。 然而，如我之前提到的，三国在制造业导向的出口产业结构中变得更加竞争，而非互补，尤其是当中国的过剩产能和廉价出口成为日韩的主要风险时，找到三国之间的妥协点将是一项挑战。 另一方面，三国之间可能在去碳化和供应链稳定性方面立即展开合作。 在去碳化方面，三国可以携手加速去碳化，例如在可再生能源和低碳技术方面合作，开发区域碳市场和氢能供应链，以使三国都受益。总之，三国占全球制造业的近40%。这些供应链的重大中断不仅会对三国造成严重影响，也会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造成冲击。 问：至于中韩关系，在5月26日李强总理与尹总统会晤时，他们强调利用包括双边投资合作委员会、出口管制对话机制、双边供应链热线和供应链合作协调委员会在内的现有沟通机制。您如何看待这些机制的运作？您预计这些机制会讨论哪些问题？ 尹汉久：对于韩国和中国来说，保持沟通渠道以讨论其几十年来经济相互关联所产生的任何问题是重要的，但普遍认为，这些机制在最需要时未能达到预期。 两国面临着复杂的经济安全环境背景，包括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限制，同时仍然需要维持贸易、投资和供应链的稳定。至少两国可以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通过管理下行风险和维持供应链的稳定来找到新的平衡，无论是半导体、电池还是关键矿产资源。 问：在同一次会议上，中韩领导人同意重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旨在进一步开放市场准入，特别是在服务和投资领域。您认为他们会很快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吗？ 尹汉久：当韩国部署萨德导弹以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时，中国进行了经济报复，集中在旅游业和文化出口禁令上，特别是在2017年。在宣布重启中韩第二阶段谈判时，重点放在了旅游、文化和其他服务市场上，正是中国经济报复的目标领域。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服务谈判将成为中国重建信任和未来贸易投资关系弹性的试金石。 问：您提到中国方面的问题。至于韩国，韩国如何看待其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国家安全影响？这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会影响首尔对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等措施的态度，类似于美国和其他国家为经济安全原因采取的行动？ 尹汉久：地缘政治与贸易、投资和供应链韧性密切相关。我们必须在这个经济安全动荡的时代中航行。 例如，半导体供应链由美国主导，而电动汽车、电池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由中国主导。韩国是这些行业的主要参与者。美国已对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实施了全面的出口管制措施，中国则通过对关键矿产和电池技术实施出口管制进行回应。作为中间方的日韩两国在这些供应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直接受到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 虽然各方可能在供应链利益和优先事项上有所不同，无论是半导体还是关键矿产资源，但它们在管理下行风险、预防重大中断的重演、限制对彼此的胁迫性行动以及维持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也是三国以及美国利益一致的地方。 问：您提到了供应链，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往往会导致贸易和投资限制，这可能会削弱双边或多边贸易谈判的进展。韩国如何在经济安全与进一步对华贸易开放这两个优先事项之间取得平衡？ 尹汉久：在保持经济活力和创新的同时，适当应对正当的国家安全关切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面临朝鲜核威胁的韩国来说。过度安全化经济可能会扼杀经济活力和创新。但忽视正当的安全目标可能会使供应链和敏感技术面临严重风险。这虽说容易做起来难，但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却是必要的。 因此，对三国以及美国而言，建立沟通渠道、咨询和解决机制以应对任何紧急情况将是互利的。

不久前的一天，在一间俯瞰台北和周围群山的木饰面办公室里，张忠谋抽出了一本印着彩色图案的书。书名叫《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系统导论》，这是一本研究生教材，介绍了错综复杂的计算机芯片设计。92岁的张忠谋虔诚地将它举起。 “我想让你看看这本书的出版日期，1980年，”他说。这个时间点很重要，他补充道，因为这是他的事业拼图中“最早的一块”——不仅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也改变了全球电子行业的进程。 张忠谋从这本教材中获得的见解看起来并不复杂：微芯片作为计算机的大脑，可以在一个地方设计，但在其他地方制造。这个想法与当时半导体行业的标准做法背道而驰。 因此，在54岁的时候，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正在更多地盘算着退休的年龄，张忠谋却走上了将自己的见解变成现实的道路。这位工程师离开他移居的美国，搬到了中国台湾，并在那里创立了台积电。该公司并不设计芯片，但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尖端微处理器制造商，苹果和英伟达都是它的客户。 如今，这家一定程度上发轫于一本教材的企业已经成为了市值5000亿美元的企业巨头，为iPhone、汽车、超级计算机和战斗机提供最先进的芯片。其飞机库大小的芯片工厂（称为晶圆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美国、日本和欧洲纷纷向台积电示好，希望该公司能前往设厂。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也投入了数千亿美元，希望复制台积电的成功。 在南京举行的2020世界半导体大会上，台积电生产的硅晶圆。 张忠谋不可思议的创业之旅助台湾成为了经济巨人，重组了电子行业的运作方式，并最终描绘出一个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位于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这把张忠谋和他创建的公司推到了聚光灯下。在职业生涯的黄昏阶段，一个喜欢避开聚光灯的人反思了他所建立的一切，以及不能再保持低调后会有什么问题。 “这让我感觉不是太好，”已于2018年退休、但仍然会出席台积电活动的张忠谋说。“我宁愿保持相对默默无闻的状态。” 最近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的一次三小时的谈话中，张忠谋明确表示自己是美国人——他在1962年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而此时，他创立的企业正处于中美科技冷战的中心。尽管围绕科技领先地位的竞争在加剧，他仍不看好中国在短期内有机会获得半导体霸主地位。 “我们控制了所有的要道，”张忠谋说，他指的是美国及其芯片制造盟友，如荷兰、日本、韩国和台湾。“如果我们想要扼住其喉咙，中国真的无能为力。” 包括许多台积电的同事在内的十几位熟悉张忠谋的人表示，他创办这家公司，并在谋略上胜过三星和英特尔等巨头，靠的是一丝不苟和固执的态度，信任他最优秀的员工，最重要的是，他怀着无限的雄心，必要时会采取大胆的行动。2008年金融危机后，台积电陷入困境，他在77岁时重新出任首席执行官，再次接管公司。 “他可能是芯片行业中仅存的一位参与了这个行业的创建的人，”《芯片战争》一书的作者、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国际历史副教授克里斯·米勒表示。“他不仅仍然留在这个行业，而且处于这个行业的中心和顶端，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要了解科技行业的未来，至关重要的是通过张忠谋的视角了解世界，以及他如何在其他人驻足不前时押下了最初的赌注。与公开考虑进行一场笼中格斗的当今科技大亨埃隆·马斯克和马克·扎克伯格不同的是，张忠谋表现得更含蓄。如果说全球科技巨头之间的竞争是一系列扑克豪赌，那么他就是一声不吭在经营赌场的那个人。 台湾新竹的台积创新馆。1987年张忠谋创立台积电时，他的商业模式很清晰，并为台积电制定了进军全球市场的计划。 差一点加入了汽车行业 张忠谋1931年出生于即将爆发战争的中国。18岁之前，他曾在六个城市生活过，转校10次，经历过广州和重庆的轰炸，并在“二战”期间随家人穿越前线逃离日占上海。 1948年，他与家人来到香港，当时他们正试图逃离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这是一条不归路。 “我的旧世界随大陆易色而破灭，新世界正待建立，”他在1998年出版的自传中写道。 1949年，张忠谋移居美国，就读于哈佛大学，然后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机械工程。1955年，他两次未能通过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资格考试，决定尝试进入就业市场。 “许多年后，我把在麻省理工博士落第视为我一生的最大幸运！”他在自传中写道。 其中两个最好的工作机会分别来自福特汽车公司和相对不太知名的电子公司希凡尼亚。福特以每月479美元的报酬请他在底特律的研发中心工作。尽管被该公司的招聘人员所吸引，张忠谋还是惊讶地发现这个报价比希凡尼亚每月480美元的报酬低了一美元。 位于新竹的台积电芯片工厂内部。张忠谋说：“我真的没有计划成立台积电，或在台湾成立任何公司。” 他打电话给福特要求提高工资，原本友善的招聘人员变得充满敌意，并告诉他不会再多得到一分钱。张忠谋接受了希凡尼亚的工程师工作。在那里，他了解了晶体管，也就是最基本的微芯片元件。 “那是我半导体职业生涯的开始，”他说。“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件大好事。” 在希凡尼亚的三年时间为张忠谋打开了大门，并巩固了他对半导体的热情。而希凡尼亚的困境给他上了一课，教会他在后来如何管理台积电。 “半导体业自始就是一个脚步快而又无情的行业，”张忠谋在自传中谈到希凡尼亚最终的崩溃时写道。“一旦落后，再赶上就很困难。 ” 1958年，他跳槽到一家新兴的半导体公司——得州仪器。这家位于达拉斯的公司“年轻有活力”，许多员工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晚上在办公室睡觉。四年后，张忠谋成了美国人，他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份。 “自从我逃离共产主义中国，来到美国并于1962年入籍以来，我的身份就一直是美国人，别无其他，”他说。 张忠谋成为得州仪器当时领先世界的半导体业务的支柱。公司不断取得突破。在20世纪70年代，该公司生产了一种可以合成人声的芯片，从而产生了著名的“说话和拼写”玩具，这是一种帮助儿童拼写和发音的手持设备。 “这就像卡美洛（传说中亚瑟王的宫廷，指团体发展过程中人才汇聚的黄金时代——译注），但时间不长，”他说。 在20世纪70年代末，得州仪器将其重点转向了计算器、电子表和家用电脑等新兴市场。当时负责半导体业务的张忠谋意识到，他的职业生涯正在接近“死胡同”。 是时候做些不一样的事情了。 张忠谋在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工厂的活动上发表了讲话。近年来，美国、日本和欧洲纷纷邀请台积电前去设厂。 把拼图拼到一起 如果说导致台积电成立的第一块拼图是教科书，那么第二块拼图则是张忠谋在得州仪器工作即将结束时的一段经历。 20世纪80年代初，得州仪器在日本开设了一家芯片工厂。在生产线开始大量生产芯片三个月后，该工厂的“良品率”是该公司在得克萨斯州工厂的两倍。良品率是一个关键的统计数据，指的是生产出多少可用的芯片。 张忠谋被派往日本解开这个良品率之谜。他发现，关键在于员工，高素质员工的人员流动率低得惊人。 但无论如何努力，得州仪器在美国都找不到同样水平的技术人员。在一家美国工厂，主管职位的头号候选人拥有法语文学学位，没有工程背景。先进制造业的未来似乎在亚洲。 1984年，张忠谋加入了另一家芯片公司通用仪器，在那里，第三块拼图浮出水面。他遇到了一位企业家，此人后来创办了一家公司，只设计芯片，不生产芯片，这在当时是不常见的。他发现了一个后来被证明具有持久力的趋势：今天，大多数半导体公司设计芯片，将制造外包。 这最后一块拼图恰逢台湾从劳动密集型和重工业经济向高科技经济转型时期。当台湾官员着眼于发展半导体产业时，他们邀请已享有芯片专家声誉的张忠谋领导一家促进创新的研究所。 因此，1985年，时年54岁的张忠谋离开美国，前往台湾，他对这个地方的了解仅仅得益于对得州仪器工厂的几次考察。 “我当然没有计划在台湾呆这么长时间，”他说。“我以为我可能几年后就会回去，我真的没有计划成立台积电，或在台湾成立任何公司。” 张忠谋抵达后几周内，被称为台湾科技发展之父的政府官员李国鼎邀请他将国家主导的芯片项目商业化。 台积电位于台南南部科学园区的办公室。张忠谋的创业历程和成功帮助台湾成为经济巨人，并重组了电子行业的运作方式。 当张忠谋评估台湾的优势和劣势时，他感觉到了一个机会。“我的结论是，与美国比起来，台湾更像日本，”他指的是他在得州仪器日本工厂的经历。 1987年，张忠谋创立台积电。他的商业模式很清晰：台积电将为其他公司制造芯片，而不设计芯片。这意味着它只需要赢得业内人士的支持，然后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制造。 张忠谋从一开始就计划让台积电进军全球市场。他在公司引进了当年在台湾鲜见的专业管理体系。为了营造国际化环境，内部沟通均使用英语。 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随着半导体的生产变得更加复杂和昂贵，只有少数公司有能力尝试。制造芯片涉及数百道工序，这些工序利用先进的激光和化学操作来为电子信号创建微小的路径，从而为计算机进行最基本的计算。成本是天文数字。 多年来，许多人退出了，而张忠谋一直坚持着。如果台积电能够吸引足够的客户，利用规模经济，它就有机会击败英特尔和三星这两个王者。 1997年，张忠谋聘请了新的研发主管蒋尚义。他告诉蒋尚义，台积电要对标行业领导者英特尔。 “我们的目标是成为行业第一，不是之一，”张忠谋说。 蒋尚义很惊讶。“要成为第一，你的花费必须是你的下一个竞争对手的三倍，”他回答道，暗示取得领先地位将是一个过于远大和昂贵的目标。 “也许是要三倍，但我确实想花足够多的钱，让我们成为第一，”张忠谋说。并且他做好了耐心等待的准备，即使在2005年辞去台积电CEO职务并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之后也是如此。 签订苹果合同 2009年4月，愤怒的台积电员工在台北安静的大直住宅区一个绿树成荫的游乐场上建立了一个抗议营地，其中许多人是最近被公司解雇的员工。对面就是张忠谋住的高档公寓楼。 天黑后，抗议者在滑梯和攀爬架旁边铺上睡袋，将写着“台积电骗骗骗”的大标语盖在身上。纵观台积电20多年的历史，它从未裁员。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张忠谋的继任者蔡力行开始裁员。 当时77岁的张忠谋决定不能再袖手旁观。他重新出任过去的职位，重新聘用了蔡力行裁掉的人才，并将台积电的支出增加了一倍多。 2008年金融危机后，张忠谋的继任者蔡力行开始裁员。2009年，时年77岁、已经退休四年的张忠谋重掌岗位，重新聘用了蔡力行解雇的人才。 由于该行业正处于艰难时期，此举并未得到投资者的认可。台积电前投资者关系负责人孙又文回忆起她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想用头撞墙。” 但赌注得到了回报。2010年，张忠谋接到了一通电话，这通电话将推动台积电的增长，并巩固其对三星和英特尔的领先地位。苹果公司高级副总裁杰夫·威廉姆斯通过张忠谋的妻子张淑芬与其取得了联系，她是苹果最大组装商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的亲戚。 这次通话促成他们四人在一个周日共进晚餐，第二天谈判就开始了。苹果曾与三星合作生产为iPhone设计的微芯片，但它正在寻找新的合作伙伴，部分原因是三星已成为智能手机的主要竞争对手。台积电与客户不存在竞争关系，因此在合同中处于有利地位。 讨论持续了几个月。“合同本身非常复杂，”张忠谋说。“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苹果一度宣布谈判暂停两个月。张忠谋听说英特尔可能介入了。 忧心忡忡的张忠谋飞到旧金山与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会面，后者让他放心。在2013年的采访中，时任英特尔首席执行官保罗·奥特利尼表示，他拒绝了为iPhone生产芯片的机会，因为苹果的出价太低。 张忠谋不会犯同样的错误。苹果要求提供比其他公司更好的条件和更低的价格，但他明白，该合同的规模将帮助台积电超越竞争对手。这是他在得州仪器时从创建贝恩咨询公司的比尔·贝恩那里学到的。 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左）去年在凤凰城与张忠谋举杯祝酒。 贝恩当时是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顾问，他在张忠谋旁边的办公室工作了近两年。他分析了得州仪器的生产和销售数据，认为公司生产得越多，业绩就会越好。 与苹果的交易完成后，张忠谋借贷了70亿美元，来建设为iPhone生产数以百万计芯片的产能。 在随后的几年里，苹果曾短暂地再次转向三星生产iPhone芯片，但台积电成了它的主要芯片制造商。苹果现在是台积电最大的客户，约占其营收的20%。 即便是现在，张忠谋在评论台积电客户时仍然很谨慎。在他的办公室里开始讲述苹果的故事后，他怀疑自己是否说得太多了。 “我想我还没有超出苹果公司关于什么不能说的限制，”他说。 现任苹果首席运营官的威廉姆斯在声明中表示，张忠谋“将半导体行业推向了新的前沿”。 2018年，86岁的张忠谋再次退休。到那时，台积电已经在其他公司落后的领域取得了成功，批量生产了具有DNA双螺旋大小电子通路的芯片。这让张忠谋相信，他实现了台积电的一个关键信条：技术领先。 推动人工智能革命 张忠谋台北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各种奖品，以及和多位世界领导人的合影，其中一幅装在镜框里的漫画描绘了他与芯片公司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的亲密关系。 如果说是苹果推动了台积电的发展，那么帮助英伟达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公司的就是张忠谋。这张漫画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英伟达还是一家初创企业时，黄仁勋致信张忠谋，询问台积电是否愿意为其生产芯片。在与黄仁勋通话后，张忠谋同意了。 “我喜欢他，”张忠谋这样评价黄仁勋。 张忠谋抓住这个机会，从而帮助推动了美国的人工智能革命。通过台积电的生产，英伟达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公司。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突破性技术依靠大量英伟达芯片在海量数据中寻找模式。 在2018年张忠谋退休聚会上的演讲中，黄仁勋表示，如果没有台积电，目前价值1万亿美元的英伟达就不会存在。黄仁勋送给张忠谋的漫画上写着：“你的事业是一部杰作——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张忠谋（左）去年与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凤凰城合影。如果说是苹果推动了台积电的发展，那么帮助英伟达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公司的则是张忠谋。 对于张忠谋来说，这首杰作的最后几个音符尚未奏响。作为一名耄耋老人，他很健康，尽管几年前他在心脏植入支架后，再也不能抽烟斗了——这曾是他照片中的标志。 谈话接近尾声时，张忠谋说，在台积电面临地缘政治挑战之际，他对自己无法掌控局面感到有些遗憾。但他表示，他在2018年退休的时间节点是合理的，这是由技术而不是政治驱动的。 “我确实确信我们已经取得了技术领先地位，”他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我不认为我们会失去它。”